了他的愤世情绪。他不能忘记在梦中当作一回受命于天的“真命天子”，而现实处境又只允许他将其视为一个虚无飘渺的幻梦。读《劝世良言》之后，书中的宗教语言诱发了他对“异梦”的回忆，应该说是十分自然的。第二，洪秀全读《劝世良言》的真实结果，是发展了他的救世意识。但是，他不愿意直接承认这是由于他自己思想的需要和书中内容的启迪。他要为尊奉“大异于寻常中国经书”（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6册，第846页。）的《劝世良言》和信仰被视为邪教的基督教，为自己不符合封建正统思想的异端意识，寻找一个强有力的根据。他象其他生活在封建社会的迷信的人们一样，把“梦兆”这种虚幻的经验看得更为重要。他的“梦兆”由于开始出现时就部分取材于宗教（洪秀全1836年曾在广州街头听外国人讲演基督教义，并浏览过《劝世良言》），因而后来回忆时恰好与《劝世良言》中的某些内容相吻合，所以似乎显得真实和更加神秘。它对洪秀全的思想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进一步加强了他的救世意识。
这种救世意识就成为洪秀全开始拜上帝的思想基础。它本来产生于现实生活的土壤，其实质内容是反清。但由于它一出土就饱吸了宗教思想的养分，因而显出一副被歪曲了的面目。它穿着宗教的外衣，说着宗教的语言；它的世俗内容完全采取了宗教的形式，救世意识集中表现为宗教救世主意识。
有不少研究者认为，洪秀全是为了发动农民起义而拜上帝的。这种看法值得商榷。
诚然，洪秀全的信教，既不是由于基督教义的感化，也不是要做一名虔诚的基督信徒。他的“‘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他拜上帝是出于自己世俗的目的。但这个世俗目的还只是救世，而不是发动农民起义。当时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洪秀全还不可能产生农民起义思想。从主观上说，他才刚刚摆脱功名心的束缚，不会突然由登科致仕的抱负中迸发出明火执仗地造反的念头。他虽然对清政府的黑暗统治严重不满，但又“独恨中国无人”，（洪仁玕《英杰归真》，《太平天国印书》下册，第761页。）不知道改变这个黑暗社会的力量所在。《劝世良言》的影响使他将自己看作是中国的救主，把劝人拜上帝、传播上帝真道作为救世的惟一方法。从客观上说，尽管洪秀全看到了群众的反抗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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