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新书岁出数万，农工商兵，士皆专学，妇女童孺，人尽知书。而吾岁入七千万，偿款乃二万万，则财弱；练兵铁舰无一，则兵弱；无新艺新器之出，则艺弱；兵不识字，士不知兵，商无学，农无术，则民智弱；人相偷安，士无侠气，则民心弱，以当东西十余新造之强邻，其必不能禁其兼也。”［（８）］严复精通西学，他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所作的中西比较更富于文化意味，也更为深刻：“粗举一二言之，则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９）］虽然严复声言对中西之道“吾实未敢遽分其忧绌也”，但其字里行间之褒贬已不言而喻。在另一篇论文中，严复则毫不掩饰地指出：“公等从事西学之后，平心察理，然后知中国从来政教之少是而多非，即吾圣人之精意微言，亦必既通西学之后，以归求反观，而后有以窥其精微，而服其为不可易也。”［（１０）］这是对西学的高度赞赏。在列强国中，维新派尤为推崇日本，视之为东方国家学习西方取得完全成功的典型。康有为专门编纂了《日本变政考》一书呈给光绪帝，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和经验作了颇为详尽的介绍，指出“取日本更新之法斟酌草定，从容行之，章程毕具，流弊绝无，一举而规模成，数年而治功著，其治效之速，非徒远过日本，真有令人不可测度者”［（１１）］。尽管维新派上述对列强的认识还不够深刻全面（如对列强国内的矛盾及其各种弊端尚来不及重视和研究），但他们对于当时先进的事物无疑是采取了一种相当客观求实而积极的态度。
一方面愤恨列强的逼迫欺凌，一方面又羡慕它们的富强进步，这正好反映出近代资本－帝国主义国家所具有的两重性：它们既是肆无忌惮的侵略者，又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推行者；既是凭借暴力巧取豪夺的强盗，又是摧毁闭关锁国的藩篱、令封建时代最后崩溃的使者；它们将一切落后的国家和民族逼到了灭亡的边缘，又完全不自觉地起到了将其惊醒、促其觉悟、令其走上谋求独立解放道路的作用。深刻理解和科学认识列强的两重性，是深刻理解和科学认识中国近代历史的一把钥匙，在这方面，维新派的看法是富有启发意义的。
基于对列强的愤恨和对亡国的忧虑，维新派不能不把列强当作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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