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派还极力将士大夫中蕴藏的爱国热情发掘出来，转化为变法自强的自觉行动。为此他们办报纸杂志，开学会学堂，举行集会，发表演说，提出合群学说，进行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宣传，甚至倡导兴民权、兴绅权。为了破除士大夫守旧不变的偏见，维新派从理论上作了艰苦的探讨，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谭嗣同的《仁学》，梁启超和严复发表的一系列政论文，就是在批判传统的封建专制主义、蒙昧主义、吸收西方资产阶级学说基础上产生的代表性的思想成果，对打破禁锢，开启绅智官智，起了相当有力的震撼作用。维新派对士大夫的发动和组织也是富有成效的。京师的几次公车上书都形成一定的规模，维新派报刊赢得大批读者，以各种形式参加保国、保种、保教及研究西学、探求新知活动的人越来越多，湖南广东尤其成为士大夫变法活动十分活跃的省份。这对君权变法也起了一种积极促进的作用。然而，维新派发动组织士大夫活动的最大弱点是无法扎根，不能持久。往往是风起云涌于一时，又偃旗息鼓、销声匿迹于数月甚至数日之中。从主观上说，维新派未把这种“变于下”的活动视为重点，而更主要的是客观上顽固守旧势力太大太强，不容维新派的活动立足扎根。 

不论“变于上”与“变于下”的结局如何，维新派的自主自强意识都是非常明确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维新派救亡图存、变法自强的活动与列强是绝对相排斥的关系。我们看到，维新派在立足自主的同时，对列强的求助之心亦时有流露，并且越到后来，表现得越为明显强烈。前面论述过的用出让路矿利权来换取外国巨款支持举办新政及拒俄三策，从另一角度看，都可视为向列强求助的事例。此外，维新派对列强的求助，还突出地表现在当新旧斗争日趋激烈、政变即将发生之际，他们仓促地寻求列强国家朝野人士的支持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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