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本立场来看，维新派对列强不断提出的侵略要求是主张坚决抵制的。１８９５年当中日和谈正在进行，《马关条约》尚未签订之时，康有为代表一千三百多名应试举人上书朝廷，表示坚决抵制割地弃民的屈辱条约，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三条强硬的“权宜应敌之谋”：其一是下诏鼓天下之气，通过下罪己之诏、明罚之诏、求才之诏，令天下“距跃鼓舞，奔走动容，以赴国家之急”，人人愿慷慨效死，以报国仇，以雪国耻，从士气民气上做好与日本再战的准备。其二是迁都定天下之本，将都城由北京迁至长安，“远之防诸夷之联镳，近之拒日本之挟制”，在新都“妙选将才，总屯重兵，以二万万之费改充军饷，示之以虽百战百败，沿海靡烂，必不为和”，日本如放弃割地要求，双方可达和议，如不放弃，则与之再战。其三是练兵强天下之势，京都练“畿辅之军”五万，“厉以忠义，激以国耻，择其精悍，优其饷糈，以为选锋”；沿边各选将才，各练精兵万人；并饬绅士“各自团练，遇有紧迫。坚壁清野”；在军械方面，可先“专购英黎姆斯枪十数万，以备前敌，并广购毒烟空气之炮、御弹之衣，庶器械精利、有恃无恐”；甚且可派人密令南洋诸岛华桥商民举办一军，“或防都畿，或攻前敌，并令联通外国，助攻日本，或有奇功”［（１７）］。这些谋略大有全国动员、全民皆兵的气势。虽然实行起来会有困难，有些也不大现实（如迁都），但贯穿其中的决不轻言妥协、誓与侵略者斗争到底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下发愤之诏、练御侮之兵的办法也完全可行。可惜这一上书连顺畅上达朝廷的途径也没有，更不用说被重视和采纳了。“公车上书”中提出的与列强以“兵战”相抗的主张，维新派在后来还一再提出来。 

维新派对列强坚决抵制的态度，还鲜明表现于戊戌年闰三月的第二次“公车上书”活动中。这年１月，在山东即墨县发生了德国士兵骚扰破坏文庙、毁坏圣像的事件。康梁等维新派闻讯后，立即发动各省公车签名上书，鼓动在京各衙门的官吏、士大夫呈递条陈，要求朝廷与德国严正交涉，令其惩办侮圣之人，并赔偿损失。一时间，有一千数百人加入了上书上奏的行列，造成了强大的御侮卫教的声势。由康门弟子麦孟华领衔、有８３０名各省举人签名的公呈中写道：德人“乃公毁先圣先贤之像，是明则蔑吾圣教，实隐以尝吾人心。若士气不扬，不心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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