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派主观上希望有力地遏止列强的瓜分，缓解日甚一日的危局，但他们在提出具体方略时，又不能不受制于非常复杂的因素，结果有些时候又不自觉地表现出实际上的退让，甚至退让得相当之远，与其强硬的一面适成鲜明而矛盾的对照。有两件事是很典型的。 

一是康有为１８９８年３月代宋伯鲁拟《请统筹全局折》，提出募集美国商人组建大公司，将中国全部铁路矿务交其举办。维新派的出发点是当时列强纷纷租地掠权，“国势危急”，非将各项新政事业“同时并举”，无以振国体而御外侮，而要达此目的，需筹数万万巨款。中国财力困匮，向外借款艰难，国内搜刮亦非计，“最好的”办法是“募开一大公司，集款数万万，准其开办各省铁路矿务”，条件是“责令报效七事”，分别为购大钢板铁甲船３０艘、沿海设水师学堂内地设武备学堂、各省府县设工艺学堂、各省设铁政局枪炮厂火药局、请洋将练兵百万并负责俸饷、筑沿边紧要炮台、直省各设银行等。此公司“中国民穷商匮”不能举，惟“美国最富，又不利人土地”，可“招集美商办此”［（１９）］。由美商举办中国全境铁路矿务，无异于将中国最重要的利权拱手让人，这正是列强求之不得的。在维新派看来，出让路矿权的代价是换来了自强新政的全面举办，而且募美商开公司权操在我，“其铁路矿务利益，酌分成数，归于国家”，因而“有此大举，庶几外侮可弭，内政可兴，疆土可保，国祚可存”［（２０）］。这种想法未免过于天真。在当时的形势下，美商若一旦真正获得举办中国全部路矿的权利，恐怕中国失去的就不仅是路矿利权，而借机大索中国的也绝不会只是美国，其严重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其实，面对瓜分狂潮中列强的所作所为，维新派对此亦有所预感，因而在上奏中强调“惟兹事体大，恐俄、德、法因而生忌，尤非慎秘不为功。如蒙垂采、请发秘旨，速派容闳往美，集此公司，不必声明，以免各国生心”［（２１）］。姑且不论此秘终不可保，就是暂且保住，也不过是将各国的瓜分变为美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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