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把东西方文明仅仅予以简单的二分，忽略了在具体维度上的考察——例如，就科学理性的发育程度来考察——便容易导致危险的误认，即认为维新运动比之洋务运动是一场“普遍的”进步。实际上，维新与洋务是两种不同的改革模式。(参见杨念群：《戊戌知识分子改革中国的模式》，载《二十一世纪》（香港）第6期。)后者关注物质技术的层面，而前者的首要目标在于*结构的变迁。考察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在百日维新前夕短短一个多月中的数十道奏疏——这些奏疏应该能涵括维新派的变法主张——将不难看出，如果单纯就物质技术层面而言，维新派的变法主张并没有超出晚期洋务派的主张。有人曾把上述奏疏中的正面建议整理为25条，(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16—18页。)其中与科学技术有关的不过6条，包括修筑铁路、改革学制、选派留学生、翻译日本著作、设农学堂地质局、鼓励工艺创新等等。我们在郭嵩焘、冯桂芬等人的文章中完全可以找到与之类似、甚至更系统全面、更深刻的主张。
当公认的观点认为，维新运动对待西方文明的态度与洋务运动相比是“普遍的进步”时，不知不觉中已陷入了“体”、“用”之分的圈套。换言之，除非我们和“中体西用”论者们一样，把*系统（“体”）置于比科学技术系统（“用”）更重要的地位，否则我们便不能认为，一种强调*变革的模式必然优越于另一种强调物质技术进步的模式。
尽管在物质技术层面的变革遭到挫败（甲午战争）后，人们转向*变革是合乎理性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变革比物质技术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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