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改制考》一书，就是要借孔教以改制，称孔子为“素王”，他本人自称“长素”。从*角度而言，这就是要建立西方新教改革之后存在的“神权——世俗”相调和的双轨制政体。(杨念群：《戊戌知识分子改革中国的模式》，《二十一世纪》（香港）第6期。)
我们都知道，根据由马克斯·韦伯和罗伯特·默顿创立的权威观点，新教精神确确实实是工业文明和科学理性的先导。但是，康有为那些皮毛的西方宗教知识，明显地不足以使他领悟新教精神的精髓。如果说新教徒的理想为中世纪神学上的权威主义“消了毒”，从而有助于理性的独立，鼓励了每一个个人去理解大自然——这“上帝的造物”，(R．K．Merton，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New York，1957，pp．574—606)因此实际上是对宗教的世俗化和理性化，那么，恰恰相反，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很大程度上试图再现汉代儒生的宗教神秘主义，从而构成了对宋明理学以来的儒学世俗化、人文化进程的反动。20年后，一度是康氏坚定支持者的梁启超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也写道：“其师好引纬书，以神秘性说孔子，启超亦不谓然。”(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朱维铮编《粱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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