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复何足惜。”(谭嗣同：《仁学·自叙》，见《谭嗣同全集》（下），中华书局1981年，第289—290页。)殉道的念头最终支配了他，使他在戊戌失败的关键时刻故意放弃了逃生的机会，而他的师友梁启超乃至康有为都没有这么做。谭嗣同的殉道行为固然可以被笼罩上种种光环，但这并不能勾消其非理性的性质。(关于殉道者的心理动机，可参见（美）K．门林格尔：《人对抗自己》，冯川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
谭嗣同神秘主义的另一来源也与康有为相似，即中国传统中的神秘主义以及佛教。他的代表作《仁学》通篇散发着一股佛法说教的气味。他也生吞活剥了一些耶稣教的知识。
维新运动的另一位最重要的领袖人物梁启超，似乎并不具有宗教化的个人气质。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是个“太无定见”的人，极易受康、谭这样怀有激烈宗教情感的人的影响。他的一系列著作中表达了自己早年对康、谭二人的推崇，几乎全盘照收了这二人的思想。如《西学书目表后序》（1896）中“一当知孔子之为救主……”的大段说教，照搬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稍后的《说动》（1898）基本观点完全取自于谭嗣同的《仁学》。
即使梁启超私下里对康、谭的非理性倾向有过怀疑，他的自我怀疑性格也限制了他表露自己的看法，当严复给他写信，提出“教（指孔教）不可保，而亦不必保”时，他表示自己赞同严复的观点，苦于不敢公开讲，只能“与同志数人私言之”。(《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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