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的这种神秘主义决不是来源于西方宗教，而来源于个人经历及中国的神秘主义传统。他早年钻研过今文经学如春秋公羊之类，直接受到汉代大神秘主义者董仲舒的影响。在21岁那年，他弃考据科举而一度潜心于佛学。也是在这个时期，他和许多宗教领袖人物和哲学家一样，经历了一场心灵上的磨难。“绝学捐书，闭门谢友朋，静坐养心……忽见天地万物皆与我一体，大放光明”。他还曾经常常“夜坐弥月不睡，恣意游思，天上人间，极苦极乐，皆现身试之。始则诸魔杂沓，继则诸梦皆息，神明超胜，欣然自得。习五胜道，见身外有我，又令我入身中，视身如骸，视人如豕。”在这类神秘体验中，康有为狂妄地把自己想象为超人，“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笑”；“其来现世，专为救众生而已，故不居天堂而故人地狱，不投净土而故来浊世，不为帝王而故为士人，……故日日以救世为心，刻刻以救世为事”。(《康南海自编年谱》，见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神州国光社，1953,第114、118页。)这种救世主心态造就的只能是一位宗教领袖，既不能造就一位成功的实干型*改革家，更造就不了一个合乎科学理性的头脑。

　　令人吃惊的是，这种宗教式的狂热在维新领袖中并非偶见。另一位领袖谭嗣同甚至比康有为更加狂热。他与康有为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他们都是今文经学学者，青年时代都曾醉心于西学。不同之处是，康有为把自己想象为救世主，谭嗣同却期望自己成为一个殉道者。这应该与他不幸的早年家庭生活密切相关。他年幼丧母，遭父亲的妾虐待，“自少至壮，遍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濒死累矣，而卒不死。由是益轻其生命，以为块然躯壳，除利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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