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宋教仁等为代表的多数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于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是很信仰的，对于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反抗也是比较坚决的，但是对改良派和以后对袁世凯的斗争不甚坚决，表现出容易妥协的倾向。这些人在“平均地权”问题上程度不同地持保留态度，缺少孙中山那样的激进色彩，因此可以看作同盟会的中派，而实际上又是同盟会的主流派。他们的*活动力高于他们的*思想水平，他们组织的共进会对于长江流域革命运动的发展很有贡献；但这个团体不仅把同盟会纲领中的“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而且在东京另行设立一个领导机构，对同盟会总部表现出明显的分离倾向。

　　黄兴的*见解与宋教仁相近，但两者在同盟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又不完全一样。可以这样说，同盟会最初主要是以孙、黄为轴心建立起来的。从参加同盟会筹备会的成员来看，七十余人中，“与孙总理属旧相识者”不过十人（其中还包括三个日本人），其他大多属于华兴会、科学补习所成员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社，或与他们联系比较密切的长江流域各省革命知识分子。黄兴在这些留学生当中享有较高的威信，孙中山与黄兴的结合对同盟会的成立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黄兴对孙中山很尊重。他识大体、顾大局，在关键时刻能够坚决维护孙中山的威信和同盟会的团结。同时，在孙中山领导的历次武装起义中，他身先士卒、奋勇杀敌，表现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的崇高品格。这些都是他高于宋教仁的地方。在武汉保卫战以前，他可以列为中间偏左；武汉保卫战失败以后，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立宪派分子和已经蜕化变质、甚至背叛革命的同盟会员，江浙一带的资产阶级上层人物也不断对他施加影响，这些都使他的妥协倾向日益增长。但总起来说，他始终是追随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事业的，决不能把他列入*。

　　章太炎的情况比较复杂。一九○六年以前，他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传播，对清除保皇派的*影响，都作出过重要贡献。《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苏报》案使地赢得了盛名，而他此后也就为盛名所累。他没有严于责己的习惯，更缺少能够正确解剖自己的武器。从与外界隔绝的监狱，来到革命思潮风起云涌的东京留学生界，他本来应该成为封建文化的批判家。但家庭的阶级烙印，旧营垒的长期薰染，以及极端傲慢的个性，严重地束缚了这个有学问的革命家前进的步伐。他很自然地和以《国粹学报》为代表的这些刚刚从旧学营垒中分化出来而且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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