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以后，同盟会内部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左翼，包括广大中下层革命党人，坚决要求北伐，直捣清朝巢穴，并且力主按照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南京建立革命政权；一种是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右翼，主张南方向北方妥协，把政权交给袁世凯。这两种倾向，是当时两个营垒、两条道路在同盟会内部的集中反映，因此可以看作是路线斗争。但由于整个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都已趋向妥协，同盟会中以黄兴、宋教仁为代表的中派，首先接受了右翼的影响，处于少数地位的孙中山顶不住内外压力，也只有交出政权。可以这样说，从“南北议和”到南京临时政府交权，妥协路线在同盟会内部占了上风。所以，宋教仁被刺杀后，许多老同盟会员对党的领导集团极为不满。他们当时自然不懂得什么叫作路线，因此只能抨击说：“此吾党敷衍政策之结果”。所谓“敷衍政策”，指的就是支配着同盟会（包括国民党）的妥协路线。

　　同盟会的社会基础民族资产阶级是非常软弱的，即令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左翼，也不可能对其内部的错误路线进行尖锐而彻底的斗争。以孙中山为例，他对改良派的斗争，诚然比较坚决。但一碰到同盟会内部的斗争，就显得缩手缩脚、软弱无力，而他自己却把这种无原则的迁就叫作“兼容并包”。当宋教仁把同盟会改组成为逐渐失去革命性质的国民党的时候，许多下层同盟会员强烈反对。据孙中山回忆说，他自己最初也是不愿参加的，“但一般旧同志，以为我不出而担任理事长，吾党就要解体，一定要我出来担任。我当时亦不便峻却，只得答应用我名义，而与党事则一切不问，纯然放任而已。”(《孙中山选集》下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四七七页。)所谓“纯然放任”，实际上就是向错误倾向或错误路线妥协。

　　显然，这种“纯然放任”现象的出现，决不是由于孙中山个人性格上的弱点。孙中山其实是个性格相当坚强的人，很富有斗争精神。但是斗争需要力量，任何一个阶级的*家，不可能完全不受阶级力量对比的制约。辛亥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尽管是个富有生气的新兴阶级，但力量毕竟很弱小。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各类投资已达二十亿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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