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文化关系极为密切的知识分子结合到一起。一九○六年以后,他虽然继续做了一些有益的革命宣传工作,但也散布了不少封建落后、虚无消极的东西。特别是在*实践中,为经费问题对孙中山进行人身攻击,长期纠缠不休,最后终于闹成光复会和同盟会两个组织的分裂,影响极坏。因此,可以把他列为同盟会的中派,但有偏右的倾向。武昌起义后,他拥袁反孙,走向革命的反面,是有特定的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的。《国粹学报》周围那些人,除少数能够跟上时代步伐者外,思想大多偏右,不是好的革命者。至于象刘师培这样的人,虽然写过一些激烈文章,但骨子里是右的,所以很快就成为出卖革命同志的叛徒,是不折不扣的*,不能与邓实、陈去病等相提并论。
还有以李石曾、吴稚晖等为代表的那些无政府主义者,也应该看作同盟会的*。他们是一批资产阶级政客,貌似激进,实则投机。对于他们来说,革命不过是一种时髦,调门唱得比谁都高,但流血牺牲的事情却让别人去干。尽管他们吹嘘什么“经济革命”,“平民革命”、“劳动革命”,但实际上却拼命反对暴力革命,反对建立革命政权,甚至反对孙中山(朱和中:《欧洲同盟会记实》。)。影响极为恶劣。当然,这里说的主要是把持《新世纪》的那些头面人物。至于一般容易受到无政府主义影响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者虽然自我标榜无政府主义而实际上与无政府主义并不相干的人,其中确有一些为革命献身的英勇战士,那要另当别论,不能与吴稚晖等混为一谈。与巴黎《新世纪》遥相呼应的,还有东京的《天义报》。《天义报》的台柱子不是别人,正是《国粹学报》的创始人和主要撰稿者刘师培。一个讲普鲁东、巴枯宁。一个讲孔孟和周秦诸子;一个是从“左”的方面干扰革命,一个是从右的方面破坏革命。这两种人终于滚到一个泥坑里。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左派没有形成一个有组织的核心力量,中派有一定的组织,*则很有组织,这是同盟会以后涣散退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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