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活动已在创办近代军事工业初见成效的“求强”基础上，开始向创办近代民用企业“求富”阶段过渡。这个阶段，洋务派除了继续兴办军工企业并编练新式海军之外，又创办了一批涉及采矿、冶炼、纺织、航运、电报等部门的民用企业。这些新式民用企业的创办，在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开通社会风气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洋务派以其特殊的地位和特有的敏感，对与洋务活动高潮几乎同时到来的“丁戊奇荒”这一特大灾荒形成的社会原因及救治方法，也有比较深刻的独到的见解。洋务派旗手李鸿章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湘系洋务派的健将左宗棠时任陕甘总督，洋务活动首创者之一曾国藩的胞弟曾国荃，时任山西巡抚，洋务派的后起之秀张之洞继曾国荃之后任山西巡抚。这些在近代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洋务派代表人物，在赈灾和善后活动中对“丁戊奇荒”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检讨。综观其对“丁戊奇荒”社会原因的论及，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农民差徭过重是导致这场特大灾荒的最直接的社会原因。“丁戊奇荒”期间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认为，“北方差徭之重，由来旧矣”（注：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601页。）。查办山西及陕西同州赈务大臣阎敬铭说：“山陕百姓差徭过累，平日田产所入难资糊口，以致户鲜盖藏，罹此奇灾，几成大变”（注：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758页。）。这就明确地指出了农民差徭过重与这次灾荒之间的关系。山西省右辅畿疆，西通秦蜀，“军差、饷差、藏差络绎于道，州县供亿之烦，几于日不暇给”（注：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758页。）。灾荒之后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更是直接地指出：“晋省虐民之政不在赋敛，而在差徭，所谓差徭者，非役民力也，乃敛民财也。”（注：张之洞：《裁减差徭片》，《张文襄公奏稿》卷三。）民间本来就鲜有积蓄，官府的差徭不仅驱使农民出力，而且向他们搜刮钱财，这就使本不富裕的农民更加贫困化。陕西也是“民力之竭，苦在差徭。役车载道，摊派频仍，官吏借此开销，书吏从而需索”（注：刘典：《陈复边防现在布置情形并筹垦荒折》，《刘果赦公奏稿》卷七，页九。）。光绪四年，华州虽因大灾蠲缓钱粮，但“差徭车马杂用摊派至万余串”。这年冬季，礼部尚书恩承和吏部侍郎童华出使四川，他们的家丁沿途需索杂费，至华阴时“闹至县署”（注：《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758页。）。在皇帝身边的尚书尚且如此，其他官员可想而知，灾区如此，它处更甚。近代北中国各省差徭繁多，诸如正差、兵差、流差等等，不一而足。兵差为清末创设，当时镇压陕甘回民起义和收复新疆等，多向北中国派差，往往“粮银一两派差钱数倍不等”（注：《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759页。）。流差包括藏差、借差、例差等。当时一些官员常借办公事之名，行办私事之实，称借差，奉使大臣“朝出国门，便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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