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类是华侨捐款。在洋务派的活动下，新加坡、小吕宋、暹罗、越南各埠华侨多向北方灾区捐款。李鸿章奏请派候选知府柯振捷、候选同知高廷楷等人到以上各地潮州籍华侨中劝捐，捐额高达“百数十万之多”（注：李鸿章：《南洋劝捐请奖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三十四，页三十七。），在各省开捐之前首先解济数十万，李鸿章称“收缴转运均极迅速”，“实为赈案中未有之盛举”（注：李鸿章：《南洋劝捐请奖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三十四，页三十七。）。

　　上述所捐赈银，除捐官之外，多为义捐。特别是绅商在民间的集捐，使南方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人民群众开始关心北方灾民的不幸遭遇。应该说，这是洋务派引进西方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同时，促使人们关心国家大事，在思想观念和社会风气方面发生新变化的又一表现。这种为“丁戊奇荒”慷慨解囊，捐献巨款的做法，“为百数十年来海内未有之事”（注：李鸿章：《林维源母请匾额片》，《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三十一，页三十二。）。

　　其次，筹集赈粮。进入近代以后，特别是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清政府为备荒赈灾所创设的仓储制度已名存实亡，各地常平仓、义仓、社仓亏空严重，康乾盛世中京仓粮食陈陈相因年年霉烂的报告不再出现，见之奏报的多为仓储“亏短”、“匮乏”、“竭蹶”之类。为了赈荒，各省不得不请求政府截拨漕粮。对于这场蔓延数省、长达三年的奇灾巨馑来说，清政府所指拨的漕粮是远远不够用的。因此，被灾各省除将部分残存的常平、义、社等仓粮谷全部用于赈灾外，主要的赈粮则是洋务派在无灾区采买得到的。山西巡抚曾国荃曾派候补道员赵怀芳到安徽六安、颖州、陈州、正阳关等地买粮，派晋南绅士李钧到河南南阳赊旗镇采买米麦豆粟，同时派人到锦州、甘肃、宁夏、归化等地采买杂粮。光绪三年九月，李鸿章派轮船招商局道员朱其昂、唐廷枢等到苏常、镇江、上海等地采买粮食，以供晋豫之用。年底，李鸿章还托人在热河、锦州、牛庄等处预购粮食。陕甘总督左宗棠派人到湖南、湖北、四川、甘肃等地买粮，以供陕西灾区使用。

　　“丁戊奇荒”期间，尽管灾荒几遍及全国，各省“民鲜盖藏”，但在全国范围内调拨采买粮食以供赈灾之用，比起从采购地往灾区转运粮食还是要容易得多。在当时的中国，由于近代化交通——铁路和公路尚未兴起，比较先进的交通工具首推轮船，这样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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