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战争不仅加重了农民负担，而且破坏了农业生产，也是导致这场灾荒的一个人为原因。近代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激化，以太平天国为代表的各族人民大起义，从19世纪50年代爆发到60年代后期被清政府残酷镇压，坚持斗争长达近20年。清政府在镇压各族人民大起义和各次对外战争中，从全国调兵谴将，糜饷劳师，这对农业生产的破坏是相当严重的。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多数即是在镇压农民起义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是近代战争的参加者，对战争造成的破坏有深切的了解，因而或多或少地谈到了战争导致贫困和贫困导致灾荒加重的问题。曾国藩在谈到湘军入皖镇压太平军时指出：“各州县支应兵差，款项无出，每立公局，按亩捐钱……征求无度，百姓苦之。”（注：曾国藩：《报销皖省抵征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十一，页四十八。）北中国虽非这场战争的主战场，但各省也都不同程度地遭受战乱影响。河南是太平军和捻军向西北和北方进军的必经之地，农民军过境和清军追剿多次经过，严重影响该省农业生产发展；陕西和山东一些地区则是农民起义军与清军的主战场，战争对农业的破坏可想而知。山西在北方各省中受战争影响最小，但晋南各县经北伐军西捻军和清军几次过境后，民间积蓄渐空。直隶也不是主战场，但与山西一样，受战乱影响也很严重，如良乡、滦州、井陉等州县，地处交通要道，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政府从东三省征兵、调兵络绎于路，军队“供用皆资民力，吏胥浮派，地甲中饱，加至数十倍不止。以致闾闫凋敝，乐岁鲜饱”（注：王大本等：光绪《滦州志》卷十四，页十四。）。曾国藩指出，直隶“因连年用兵，差徭甚重，大亡则勒派车马，供支柴草；小户则摊派钱文，掳充长夫。劣绅勾通书役，因缘讹索，车辆有出而无归，贫户十室而九逃”（注：曾国藩：《略陈直隶应办事宜折》，《曾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七，页六十八。）。由于兵差繁重，“力田之骡马，户户充公；行路之轮蹄，条条绕道”（注：长馨：《良乡县杨子英县尊裁革车徭德政碑记》（光绪四年），民国《良乡县志》卷八，页四十七。）。陕甘两省“军兴以来，军饷军装，虽由粮台雇运，而一切杂差，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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