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福，需索供应，麾斥厨传”，“折夫折车，漫无限制”（注：《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761页。）。藏差是指西藏喇嘛进京朝贡途经四川、甘肃、陕西、山西等省时所派的差银。一些喇嘛及随从人员“稍不遂意，非曰贡件被窃，则曰官物损坏，诈讹多端，官民深畏生事”（注：《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760页。），不敢得罪。例差则指候补官员的眷口奴仆所供差使，这些人任查烧锅、查驿站、查小钱等差使的费用和补用，全由民间负担。由于官吏的贪渎，种类繁多的差银并不是如实报销，而多是“用一报三”，分管官员又“知而不问?，彼此含糊”（注：《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761页。）。除山西和陕西之外，“河南、直隶、山东等省，差费甚重。尚有税银一两，而差费派至制钱五六串者”，“查河南等省陋习，凡州县官之子弟亲友，无不擅用差车……甚至家丁之丁，幕友之友，俨然乘传往来，相习成风”（注：《皇朝经济文编》卷二十二，页二。）。各省对于地丁正赋，则任意亏空，平时预行捏灾清缓，捏官征为民欠，遇有恩诏，照例请免。难怪民间流传着“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谚语，这正是对晚清贪官污吏横征暴敛的高度概括，从一个侧面道出了广大劳动人民日益贫困的原因。
近代农业技术极为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北方自然条件又远不如南方，农民原本是靠天吃饭，丰年尚不得温饱，稍遇大灾便会饿殍盈野，广大农民在沉重的差徭之下难以喘息，因而失去了起码的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第二，滥种罂粟造成粮食减少，也是导致这次灾荒奇重的社会原因之一。中国本不种罂粟，鸦片战争以后英印鸦片大量输入，印度种植罂粟、制取鸦片的方法也传入我国。在进口鸦片（洋药）泛滥的同时，国内自种罂粟自制鸦片（土药）也日益增多。滥种罂粟，直接后果是导致鸦片泛滥，吸食者增多，严重影响了粮食生产。洋务派认为，滥种罂粟是“丁戊奇荒”的重要原因之一。曾国荃曾尖锐地指出种罂粟与粮食争地、争劳力的问题：“小民因获利较重，往往以膏腴水田，遍种罂粟，而五谷反置诸硗瘠之区，此地利之所以日穷也”。种罂粟之户，将强壮劳力首先保证罂粟田的管理，“良田反荒芜而不治”，这样“地利既差，人力又减，……一遇天灾流行，遂至疲荼而不可救药”（注：曾国荃：《申明栽种罂粟旧禁疏》，《曾忠襄公奏议》卷八，页二十三。）。灾后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晋民好种罂粟……几于无县无之，旷土伤农，以致亩无栖粮，家无储粟，丁戊奇荒，其祸实中于此。”（注：张之洞《禁种罂粟片》，《张文襄公奏稿》卷三，页二十三。）陕西自回民起义被镇压之后，渭南肥沃之区“亦遍地罂粟”（注：曾国荃：《申明栽种罂粟旧禁疏》，《曾忠襄公奏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