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齐晋豫诸省所有树木斩伐无余，水旱频仍，半由于此”（注：郑观应：《旱潦》，《皇朝经世文三编》卷三十四，户政十三。），因而要想长期从根本上抵御旱涝灾害，最好的办法是“开渠种树”。他建议，每省派一大员为水利农田使，专门到各州县恢复原有河渠，开挖新渠，于田侧隙地广植树木。还有人认为，在山西要想改变干旱频发，利用山多的特殊地理条件广植树木，是个很好的办法：“晋省多山，树木遍植山中，绝无害于耕事，果能绿树荫浓，满山苍翠，雨云喜至多树之所，自必五风十雨降而及时，不三十年应远天旱干之患矣。”（注：阙名：《论种植防荒》，《皇朝经济文新编》农政，卷四。）郑观应、陈炽等洋务派知识分子，通过对?外国防灾抗灾的了解，认识到导致中国灾荒频仍的更深层的原因是乱砍滥伐。他们虽然还没有明确使用“生态环境”这个词，实际上已涉及到它的基本内容。他们从长远的观点出发，极力主张在渠旁、隙地、山坡广植树木，改变自然生态环境，以达风调雨顺和抵御自然灾害的目的。这些主张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它比一般洋务派官僚对“丁戊奇荒”社会原因的检讨要深刻得多。
二
“丁戊奇荒”期间，洋务派积极主持组织了赈灾。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洋务派所办军民用企业全面铺开，洋务活动涉及到广泛的层面，引进西方的技术和设备需用大量款项，加上当时中国边疆普遍出现严重危机，海防塞防均需加强，所以清政府本来就很拮据的财政，到这一时期更是捉襟见肘。主持赈灾活动的洋务派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多方筹措赈银赈粮，积极救济灾民，为后世留下了不少有益的经验。
首先，筹集赈银。光绪三四年的灾荒遍及各省，除了北五省持续亢旱以外，苏北、皖北、川北、甘肃及奉天部分州县也持续干旱，江西、福建则大水成灾，同时浙江、湖南、湖北、广东、台湾等省也不同程度地遭受洪涝灾害。以清政府当时的财政状况，根本无力赈济“丁戊奇荒”这样持续几年、遍及各省的大灾荒。赈灾中需要大量赈银购买转运粮食，这部分赈银除少量由清政府下令各省协拨以外，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官员还动用了自己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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