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新用语---既非我朝，亦非国朝。因为历史时间的推移，乾嘉道以来一种当代人用诸自我处境的“汉学”，或“宋学”，“国朝学术”已经在意识上成为既往，新的当代意识出现于西来文化之际，同时也把“我朝”推移置入前代，成为“清代”，新的“我朝”已是另一个“新时代”的出现！同样地，在江藩的当代书写尤其是呈现于《记》中的写史意识中，“我朝”与“我朝学术”在于新兴的“汉学”，而不在承于旧的“宋学”；江藩的整篇《国朝汉学师承记序》，都在以“经学”作为一个贯穿中国学术文化史的主要轴线，来陈述出不以“宋学之道”为立场而系以“孔孟汉唐”之“经义”为立场的历史书写，直入于“我的朝代——国朝”，以摆置“我朝学术”的位置，同时也是我、我的师门、我的同道的学术位置。
其次，“汉学”之定位既明，江藩便再度从卷次上来安排“汉学之统”的意义阐发。江藩的卷次布局微意很有意思，很有文人的诗意而不像一位经学考据专家——就像他欣赏的最好故友汪中之《自序》一文之被收入在《师承记》中，并且自己还加上了感性自比的文字一样，完全是太史公式的史述类型。[1]江藩的“布局”是一种从“中间”开始的叙事。为了这个从“中”开始，他先将清初以来已获三大儒尊称的孙奇逢、黄宗羲、顾炎武作了一番调动——更新叙事。孙奇逢在《国朝宋学渊源记》的“卷首”——这当然不是江藩重新书写与认知下的“清学”之主脉，更不是主脉的“开端”；而只是“清学/清代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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