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元丰二年（1079）夏天，权监察御史何大正等人告发苏轼熙宁年间所做诗文是“讽刺文字”，“无尊君之义，亏大忠之节”，要求将其治罪。结果，苏轼被前后关押了一百三十多天，受株连的还有王巩、李清臣、黄庭坚、司马光等数十人。而其根据是：“陛下发钱以本业平民，则说：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群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之无求；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皆是，应口所言，无不以讥谤为主。 

明朝初年，出身衣钵僧的明太祖朱元璋，对知识分子的臣下似乎有一种天然的敏感，对涉及其出身的“秃”、“僧”、“生”、“寇”、“贼”等字义尤其敏感，屡屡兴起文字狱案。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作《谢增俸表》有“作则垂宪”句；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万寿贺表》，有“垂子孙而作则”句，两人均遭诛杀。尉氏县学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有“藻饰太平”句，被理解为“早失太平”，遭斩首；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作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朱元璋理解为：“生者僧也，骂我当过和尚。光是剃发，说我是秃子。则音近贼，骂我作过贼”，结果，徐一夔也被处死。如此例子，不一而足。 

清朝统治者出身文化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也亲身体验到汉族知识分子在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中的巨大作用，因而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专制传统感触最深，对其民族观念的存在特别敏感，防范尤为缜密，故屡屡掀起针对汉族文人学士之文字狱案，以遏制汉族士人反满思想的滋长，从而威胁到其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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