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狱政策曾在乾隆初年一度放松，但在“转移风俗”、杜遏妖言为务的前提下，文字狱政策又在乾隆二十年后逐渐加严。雍正朝十三年，文字狱近二十起，乾隆朝六十三年，文字狱有一百三十余起，这是仅仅见诸于史册的记载，被湮灭者尚不在其数。 

    乾隆朝的文字狱五花八门，它的罪名有：妄议朝政、谤讪君上、妄为著述、不避圣讳、纂拟禁史、怀恋胜国、收藏*、隐匿不首、隐寓讥讽、私怀怨望、多有悖逆之词、隐藏抑郁之气等等，用最荒唐的逻辑推理，胡批引申作者原意，只凭想象断定作者动机，使一大批无辜人受到迫害。在受害人当中，既有一般生员、塾师、举人等中下层知识分子，也有宗室贵族及政府官吏，此外还有商人、僧侣、江湖术士等。文字狱的株连，也远远超过了《大清律》的规定。文字狱高潮期间，所有的统治机器统统为了清查案情、追究同党、查缴书版而全速运转。触此网者，或被凌迟，或被砍头，或被流徙，便是坟墓里的僵尸也不放过。文网恢恢，甚至连那些偶尔信手涂鸦的疯子也不能幸免。乾隆朝疯汉文字狱有二十起之多，可视为一大奇观。如乾隆十八年十月，江西金溪县生员刘震宇，为表现自己关心*的心情，到长沙湖南布政使周人骥处呈送自著的《佐理万世治平新策》一书，以及缉捕逆犯马朝柱的方法。经署理湖南巡抚范时绶的研审，以书内“言朱注错谬”，有“请贬关圣封号祀典，及更易衣服制度”等不经之语，奏请将刘震宇黜革，杖一百发落。不料乾隆下旨称道：“刘震宇自其祖父以来受本朝教养，恩泽已百余年，且身列庠序，尤非无知愚民，乃敢逞其狂诞，妄訾国家定制，居心实为悖道。……此等逆徒，断不可稍为姑息，致贻风俗人心之害”。结果，刘震宇被处决，其书版被销毁，巡抚范时绶也以处理不当交部严加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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