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早的文字狱案是发生在顺治十八年（1661年）的《明书》案。浙江人庄廷鑨购得朱国桢的《明史概》残稿，请人编写成《明书辑略》，刊刻行世。由于庄氏富有资财，书中又多有忌讳语言，故时时被人敲诈勒索。归安令吴之荣诈财不得，遂将其告发，庄氏族人及列名于书的十八人皆论死，庄廷鑨被锉尸扬灰，家产籍没。其后，康熙帝虽然为政尚宽，但仍有戴名世之狱。降至雍正时，对思想界的控制更趋严厉。当时汉族士大夫中，稍有骨鲠之气者如谢济世等人，往往被发配塞外军前，“一则令其观满洲尊君亲上之心如此其谨凛，一则令其观我朝兵营之制如此其整严，一则令其观各蒙古部落熙曍淳朴之风如此其诚实，庶几伊等化去私邪，勉于自新之路”[6]。其时因倡扬“异端”之说而被诛者有之，如陆生柟著《通鉴论》，推崇封建，反对君主独裁，结果被斩军前，“以为人臣怀怨诬讪者之戒”[7]。至钱名世因颂扬年羹尧，雍正帝将其革职，并御书“名教罪人”四字，“令该地方官制造匾额，张挂钱名世所居之宅。且钱名世系读书之人，不知大义，廉耻荡然，凡文学正士必深恶痛绝，共为切齿。可令在京现任官员由进士举人出身者，仿诗人刺恶之意，各为诗文纪其劣绩，以儆顽邪，并使天下读书人知所激劝。”其诛心之罚可谓严酷[8]。
继雍正帝之后的乾隆皇帝对意识形态问题一直高度重视。早在为皇子时就认为治天下之道，“当以正风俗，得民心，敦士行、复古礼为先，故其末也。人思之而不忘，后世子孙赖之以安”[9]。即位以后，每每以人心不古，风俗不淳为念。在其统治中后期全面展开的整饬运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查毁*；二是大兴文字狱。
查毁*与编纂《四库全书》紧密相关。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正月，乾隆帝下征书之诏，令各省督抚、学政广为采集古今图书，“汇送京师，以彰稽古右文之盛”[10]。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开《四库全书》馆，乾隆帝对征书工作大为加紧，时以半年为限，令各督抚实力购访遗书：“《四库全书》俾古今图籍，基本无遗。永昭艺林盛轨。乃各省秦到书单寥寥无几，且不过近人解经、论学、诗文私集数种，聊以塞白。其实系唐宋以来名家著作，或旧版仅存，或副稿略具，卓然可传者，竟不概见。当此文治光昭之日，名山藏弆，何可使之隐而弗彰？此必督抚等视为具文，地方官亦第奉行故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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