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统治阶级推行的残酷文字狱政策，给汉族知识分子带来极大的痛苦，也给思想文化的发展造成严重的阻碍作用。学者举首抬足之间，惟恐触犯时忌，有碍太平，即使是号称敢言的杭世骏，在因直言去官后，也颇为谨小慎微，“归而杜门奉母，暇则偕里中耆旧襟契及方外之侣，结南屏之社，歌咏太平”[14]。他一再在自己的文字中间表白说：“食毛践土，荷国家修养生息之恩，委贽之外，不知其他，此天下之经也。儒官居宾师之位，讲道论德，靖恭自献，倡率生徒，勉之忠荩，又圣贤之家法也”[15]。即使如不愿因循苟且、随声附和以投时好的郑板桥，在涉及子弟前途问题上却颇为世故，曾说：“韩非、商鞅、晁错之文，非不刻削，吾不愿子弟学之也；褚河南、欧阳率更之书，非不孤峭，吾不愿子弟学之也；郊寒岛瘦，长吉鬼语，诗非不妙，吾不愿子弟学之也。私也，非公也。”[16]  

至于身居高位的官僚士大夫，对于文字狱的恐惧就更为明显。倍受雍正、乾隆二帝宠信的张廷玉，一生处事也非常谨小慎微，“从来未留片稿于私室”，避免留下把柄[17]。大学士梁诗正的宦途经验之一是：“笔墨招非，人心难测，凡在仕途者，遇有一切字迹，必须时刻留心，免贻后患”，所以他“从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18]。即使在乾隆后期文网渐弛之后，不少人仍心存余悸，有临渊履冰、动辄得咎的精神压力：“行事之间，动遭蹇难；议论所及，娄丛谗讥。故人旧友，或相告绝。幸为太平之人，不撄罗网之累。然身心若桎梏，名字若黥劓”[19]。王撰就曾写道：“数声哀怨半天闻，无限离愁寄白云。矰缴每从文字起，书空咄咄却忧君。”[20]嘉庆时人单继盛《友石道人歌》也说道：“不怕俗耳惊，不顾时眼（目充，需造字）。只恐天惊石破帝盛怒，不许狡狯摛词章。因而朝朝稽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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