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以后，封建政体虽一仍其旧，但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封建国家的统治能力急剧下降，清帝虽有继续强化文化思想统治的愿望，也是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不得不将文化专制的大棒暂时放下。而且，此时汉族士人的反满意识早已淡漠，满汉地主阶级早已合流，联合统治体制早已建立牢固，制造文字狱的目的已经实现，文字狱政策自然应该偃旗息鼓，退出历史舞台。 

从另一方面讲，制造文字狱案不利于地主阶级内部的团结，不适应巩固封建统治的*基础、一致对抗被统治阶级反抗的现实需要；而且，前期推行的打击汉族地主阶级士人的文字狱政策，也已经完全走向消极，成为清中期以后士气消靡、吏治腐败的重要因素，成为振刷*的一个重要的阻碍因素。时人抱怨说：内外官吏，“一涉笔惟恐触碣于天下国家。此非功令使然，皆人情望风觇颜，畏避太甚，见鳝而以为蛇，见鼠而以为虎。”从而“消刚正之气，长柔媚之风。”[22]因此，要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团结，挽救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终结已推行百余年，打击汉族地主阶级士人的文字狱政策，势必摆在嘉庆帝的面前。嘉庆帝顺应了这一潮流。 

嘉庆四年（1799年）二月，也就是在乾隆帝驾崩，嘉庆帝处死和珅、开始亲政之初，嘉庆帝便果断地决定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只是他不能公开否定其祖宗的上述做法，只能从侧面向臣下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当月，他在论比照大逆缘坐人犯时说：“即如从前徐述夔、王锡侯，皆因其著作狂悖，将家属子孙遂比照大逆缘坐定拟，殊不知文字诗句原可意为轩轾，况此等人犯，生长本朝，自其祖父高曾仰沐深仁厚泽已百数十余年，岂复系怀胜国？而挟仇抵隙者遂不免藉词挟制，指摘疵瑕，是偶以笔墨之不检，至与叛逆同科，既开告讦之端，复失情法之当，”因而要求刑部加以改正[23]。正因为如此，嘉庆朝以后再没有发生文字狱现象，自然对文化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与清代社会由盛转衰和封建政府文化专制政策转变相适应的是，明清之际出现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