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人类历史发展的纷繁驳杂的现象中可以感性地意识到，宗教的诞生多肇始于民间，其传衍、特别是移植于新的社会环境则往往需要依靠上层统治者的鼎力相助。且不说别的宗教，至少佛教的情形是如此。黄教最早于何时传入卫拉特蒙古？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争论，我们与其在这问题上进行烦琐丛脞的考证而扰乱自己的思路，倒不如运用历史研究的模糊性去径直达到对我们所专注的研究客体的把握。大概说来，黄教从最初传入卫拉特蒙古到1771年土尔扈特部落从伏尔加河流域返回新疆伊犁为止，至少有一个半世纪以上。一个半世纪对于不同的参照物来说具有相对的意义，不过对黄教在卫拉特蒙古中的传播来说不算长也不算短。历史的经验使我们知道，一种宗教从滥觞到蔚为大观，或者从登峰造极到日落西山，在一个半世纪这样的历史时段都是完全可能的。由于不生硬地割断历史而将历史发展过程加以划分的考察办法一向为许多历史学家们所使用，所以在这里我们把黄教在卫拉特蒙古的传播这种文化迁移适应作为一种随时间推移而导致不同心理后果的动力学过程来考虑，从而对其历时性提出我们的看法。

第一阶段：服从阶段。这时虽然有些卫拉特蒙古人信奉和皈依黄教，但没有哲理的萨满信仰仍在许多卫拉特蒙古人当中广有市场，“孛额”的活动尚未完全由喇嘛接替。为了推行黄教，卫拉特僧俗上层人物将萨满信仰悬为*。咱雅班第达就曾告诫其他格隆、格楚勒、班第、乌巴什等说：“凡是看有人祭祀翁衮要烧掉翁说：要罚他马、羊，要罚巫师、婆马，用狗屎熏巫师、巫婆，要引导众人向往善事，要提高佛教的威信”（注：《清代蒙古高僧传译辑》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第25页。）。在这种情况下，依然对萨满信仰深具诚信的卫拉特人不得不从表面上改变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以适应当时的情境，表现出了一些顺从行为，而内心并非真正相信佛教。史料中这样记载道：当时“土尔扈特有个亲王喇嘛命令把翁滚搜集起来，当着众人放到火里烧掉。但是蒙古人又做了新的翁衮来代替被烧掉的”（注：阿·伊南：《萨满教今昔》（土耳其文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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