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阶段：适应阶段。文化迁移的适应意味着除同化之外还包含多样性的变化，如整合、分离和边际化，等等。史载喇嘛们将从西藏带来的佛像同“孛额”所做的翁衮并排放在寺庙里。黄教所处的新的生存环境已向它发出自我调整的指令，吸收卫拉特蒙古人萨满信仰的文化要件是合情合理的自然倾向。在互相冲突而又互相调整的程序里，黄教取得了无可争论的历史认定，在卫拉特蒙古人的图腾柱上独领风骚。卫拉特蒙古人在经历心理上的震撼后内心冲突趋于统一，黄教与萨满信仰在他们的心灵中被定位，对黄教的文化抗阻力日趋减小。

第三阶段：内化阶段。黄教长期濡染的结果是，卫拉特蒙古人对佛教的社会态度从总体上发生了根本性的质变，他们从内心深处接受并坚信黄教，黄教浸入了他们内心无意识的深层。从乾隆末年清人对卫拉特蒙古的观察来看，卫拉特蒙古人对黄教的社会态度较诸十七世纪初已经有了判然不同的分野。《西陲要略》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述：卫拉特蒙古人“俗最重黄教，凡决疑定谋必咨喇嘛而后行，喇嘛坐床者为西勒图，坐床即掌教也。人生六七岁即令识喇嘛字、诵喇嘛经，病则先延喇嘛诵经然后服药。若大台吉有事讽经，则其下争输货物于喇嘛以为礼”（注：《西陲要略》卷四，第7页。）。社会学研究表明，文化沉淀通过文化环境化和文化入格化两个环节对民族性格的形成和变化产生深刻的影响，文化环境将群体的价值、态度、规范等“内射”到人格，使人格能够与社会标准相调适、相合模，每个人在人格的形成过程中“内化”社会的传统文化，从而使群体的价值、态度、规范成为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代复一代的精神遗传积累起来，使卫拉特蒙古人的社会心态在清代中叶涂上了一层厚重的佛教色彩。

研究黄教在卫拉特蒙古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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