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派要改革要救国，但手中无权无势，自然想到要利用“君权变法”，梁启超坦率地说，康有为虽然首倡民权，“然其言实施政策，则注重君权，以为中国积数千年之习惯，且民智未开，骤予以权，固自不易，况以君权积久，如许之势力，苟得贤君相，因而用之，风行雷厉，以治百事，必有事半而功倍。故先生之议，谓当以君主之法，行民权之意。”（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85页。）康有为“不得不假有国者之力”的自我剖白，梁启超“以君主之法，行民权之意”的诠释，都表明他们维新改革的方式注定是依靠当国者自上而下的。可见，维新派依靠当朝光绪皇帝进行改革，以抵御帝国主义侵略，这是不依康有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而是当时中国资产阶级尚未成熟而又力量薄弱的必然表征。维新改革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以更新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和文化历史结构，这与其说是康有为们的选择，倒不如说是历史对康有为维新派的选择。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03页。）在评论戊戌维新时，要求维新派具有群众观点，依靠人民群众“自下而上”地搞群众运动，是脱离了具体时代范畴和阶级范畴的超时空行动，因而是一种把历史现代化的非科学倾向。

　　由于戊戌维新的特点是采取非暴力的、和平的、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的，因此在意识形态上极力反对农民的暴力行动，康梁等维新派是从封建士大夫中蜕变出来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从小耳濡目染了长辈们镇压太平天国的事功，自然养成了敌视农民起义的心态。康有为敌视农民起义是题中应有之义。检阅史料，康有为反对农民暴力行动的言论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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