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洪秀全、孙中山到康有为和严复，一批先进的中国人苦苦追索过资本主义的文明，另一些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有识之士反思过中国人对西方资本主义认识的历程。最早认真思考总结中国近代化历程的是梁启超，他在1898年撰写《戊戌政变记》时，已把鸦片战争后六十年间中国“变法”的历史，即近代化的历程分为四界：“自道光二十年割香港，通五口，魏源著《海国图志》，倡师夷长技以制夷之说，林则徐乃创译西报，实为变法之萌芽，然此后二十余年，叠经大患，国中一切守旧，实无毫厘变法之说也，是为第一界。同治初年，创巨痛深，曾国藩曾借洋将，渐知西人之长，创制造局以制器译书，设方言馆，创招商局，派出洋学生，文祥亦稍知时局，用客卿美人蒲安臣为大使，遍交泰西各国，变法之事，于是筚路开山矣。当时又议选翰林部曹，入同文馆学西文，而倭仁以理学重名为宰相，以死争之，败此大举，且举国守攘夷之说，郭嵩焘以通才奉使，深明时局，归昌言，为朝士所攻，卒罢去。至于光绪甲申，又二十年，朝士皆耻言西学，有谈者诋为汉奸，不齿士类，盖西法萌芽，而俗尚深恶，是为第二界。马江败后，识者渐知西法之不能尽拒，谈洋务者亦不以为深耻，然大臣未解，恶者尚多，议开铁路，犹多方摈斥，盖制造局译出之书，三十余年，而销售仅一万三千本，京师书肆尚无地球图，其讲求之寡可想矣，盖渐知西学，而莫肯讲求，是为第三界。然尽此六十年中，朝士即有言西法者，不过称其船坚炮利制造精奇而已，所采用者，不过炮械军兵而已，无人知有学者，更无人知有政者。自甲午东事败后，朝野乃知旧法之不足恃，于是言变法者乃纷纷，枢臣翁同和首先讲求，辅导皇上，决意变法，皇上圣明，日明外事。乙未五月翁同和拟旨十二道，欲大行变法之事，以恭邸未协而止，然朝士纷纷言新法，渐知学堂为变法之本，而皇上频催办铁路矿务学堂之事，未几西后复收大权，皇上几被废，新政遂止。然而强学会《时务报》大呼于天下，天下人士咸知变法，风气大开矣，是为第四界。”（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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