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起在国内投资创办实业,于山东烟台设立张裕酿酒公司,建成中国第一座用机器造酒的葡萄酒厂,同时投资建立广厦铁路公司、广西三岔银矿、广东福惠玻璃厂、雷州垦牧公司等企业。工人出身的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于1897年集资3,750元,在上海创立了一个小型机器印刷工场,取名商务印书馆。
上述这些著名民族工业的出现,无不与戊戌维新运动有直接的关系。在维新思潮的激荡下,不仅沿海各省近代工商业有了新的发展,就是内地的山西、陕西、四川等地也出现了零零星星的近代企业,可见维新运动中的经济改革,虽不象*斗争那样轰轰烈烈,但却改变着陈旧封闭的手工业生产方式,追踪着世界资本主义机器生产近代化的潮流,判定戊戌维新没有真正触动封建基础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如果我们把考察的视野扩大到中国追赶近代化的全程,用现有民族资本主义发生及其初步发展时期历年设立的厂矿数和资本的基数,就更可以看出戊戌维新时期(1895—1898。参见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93页)占有重要的特殊的地位。从1872年到1894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步履维艰,有时寸步难行甚至后退;而1895年到1898年戊戌维新期间,新设的厂矿数成倍增加,投资也相应上升。猛然打出了一个小小的高潮;1900年义和团运动发生后,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又跌进了低谷,倒退到甲午战争以前的水平;直到1905年,由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才又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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