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近代历史赋予中国的使命是发展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也就是进行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的近代化。只有实现中国资本主义的近代化，才能使祖国民强国富，才能摆脱落后挨打的厄运。梁启超认为只有赶上世界近代化的潮流，在竞争机制中百舸争流，中国才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站住脚跟。他用不胜焦灼的笔触写道：“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梁启超：《论不变法之害》，《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8页。）变法图强，迎头赶上世界近代化的潮流，则祖国兴旺发达；封闭守旧，落后于世界近代化的潮流，则民族落伍衰亡。这是梁启超一代人的卓越共识。

　　近代维新派在戊戌变法中提出的*纲领和历史课题，是全面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和经济，远远超越了历史上地主阶级改革派、农民革命派和洋务派的理论构架。维新派虽然未提出推翻清朝统治的口号，但他们的主张和行动却在对清朝统治实行“结构改革”，力争把君主专制制度演变为君主立宪制度，把封建自然经济演变为大机器生产的资本主义经济。它第一次在中国近代史上从完整的意义上提出了资产阶级近代化的*纲领和经济纲领，掀起了一次冲击封建统治基础的改革浪潮。

　　康有为等人不独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经济制度和管理方法。尤其强调效法欧美的民主*和国家制度。康有为舌敝唇焦地鼓吹召开国会、立定宪法，在“百日维新”期间提出设立制度局的主张，都是在不问的形势下对清朝政权的结构改革。有的学者认为，康有为从号召开国会立宪法转变为主张“特置制度局于内廷”（康有为：《外衅危迫分割洊至急官及时发愤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革旧图新折》，见故宫博物院藏《杰士上书汇录》卷一。），是抛弃了自己原来的*纲领，是*上的动摇和倒退。其实，开制度局的方案，也是从日本引进的一种资本主义制度，康有为以日本“太政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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