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九世纪世界的历史舞台上，改革的浪潮一个连着一个，著名的墨西哥“改革战争”、俄国废除农奴制改革、日本明治维新，还有美国解放黑人奴隶的改革、俾斯麦对德意志的统一等，可以说是一个充满改革声音的时代。尽管美国解放黑人奴隶和俄国解放农奴，日本明治维新和俾斯麦的王朝改革，无不伴随着农民暴动和国内战争，但又无不采用自上而下的程序。所以，当未曾走出国门的康梁等维新志士，透过厚厚的中国城墙，把寻求真理的目光投向世界的时候，满眼风光是改革的五彩缤纷。他们打破传统的傲岸心理状态，抛弃“中国文物优美”的盲目骄矜，甚至发出了“不妨以强敌为师资”（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序》。）的呼声。这种呼声是中华民族追赶近代化的自我反思的痛苦召唤，也是主体思维与客体运动的接近与统一。早在四十年前，侯外庐先生撰著《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时就指出：康有为、谭嗣同、梁任公等“代表了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他们迎接着从卑斯麦——彼得大帝——明治天皇的改良运动，企图中国的日本维新版出现。”（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下册，生活书店1947年版，第648—644页。）

　　康、梁、谭等人都是出身科举仕途，从封建教育污泥浊水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他们身披历史的尘埃，要变革中国的传统*和思想观念，首先就必须清洗自身的封建毒素，改变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其弃旧图新比自幼就受西方教育洗礼的人难度大、更艰辛。他们出自民间，接触了社会内层的世象，但他们没有什么权力，从事的是“布衣上书”的事业，要想实现他们的改革梦想，必然借助于当权派的力量。康有为在1888年第一次上书光绪帝后，曾向挚友沈曾植倾诉此举的曲衷：“仆生于穷乡，坐覩族人、乡人困苦，年丰而无米麦，暖岁而无襦袴，心焉哀之。且受质近厚，仁心大盛，自弱少已好任侠之举，虽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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