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参照系、竭力谋求设立内阁雏形的制度局，总揽新政实施，其下设十二局。他把法律局置于政府的首位，意在学习各国法律，打破封建*的神秘性、专制性和任意性，并使之公开化、民主化和制度化，同时区分界定六部是守旧办事机构，而制局则是有议政和行政的双重职能的“论思专官”。他强调指出：“盖六部为行政之官，掌守例而不任出议，然举行新政无例可援，军机出纳喉舌，亦非论道经邦，跪对顷刻，岂能讨论？总署困于外交，且多兼差，簿书集会，刻无暇晷，变法事体大，安有无论思专官可行乎？”（康有为：《外衅危迫分割洊至急官及时发愤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革旧图新折》，见故宫博物院藏《杰士上书汇录》卷一。）他颇有信心的结论是：“十二局立，而新政举。”（康有为：《外衅危迫分割洊至急官及时发愤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革旧图新折》，见故宫博物院藏《杰士上书汇录》卷一。）
这一主张无异要以制度局取代清廷的军机处和六部，是资产阶级夺取中央政权的巧妙尝试，犹如电击一样触动了封建清朝的权力中枢，咸以为维新派欲尽废内阁六部及督抚藩臬司道，引起了封建顽固势力极大的恐慌与反对。从这种情况看设立制度局既不是康有为*上的倒退，更谈不上动摇变节，称之为施政纲领的具体化倒是比较贴切的。显然，设立制度局不是给暮色苍茫的旧制度注入新的生机，也不是为封建庙堂“补苴罅漏，弥缝缺失”，而是“尽弃旧习，再立堂构”（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戊戌变法》资料丛刊（二），第178页。）。其目的还是借用西方富强的历史经验，用制度局来取代封建专制机器，从而逐渐改变清政权的结构和性质。
戊戌维新期间，尤其是“百日维新”时颁发的一系列上谕，第一次明确地把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定为国策，在经济领域里全面展开近代化运动，它包括发展新型农工商业、修筑铁路、举办邮政、废除漕运、奖励科学技术发明等，这些政策是以中央政令的形式自上而下推出的，在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中具有开拓创新的意义。
自从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固然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刺激，但也不可忽视维新思潮的影响推动。例如，张謇于1894年中光绪二十年恩科状元，由于受维新思潮的影响，走上实业救国的道路。无锡荣家企业也是在维新浪潮中起步的。南洋爱国巨商张振勋，从1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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