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康熙帝也很重视西方技术的引进。如，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他通过传教士召来法国珐琅匠师格雷弗雷(Gravevtan)到北京。此人曾在宫内造办处工作，传授了烧蓝(又称铜胎珐琅)的制作技术；传教士、机械师格蒂(Signor．Guety)，是专门在宫内修造自鸣钟的技师。

总之，在康熙帝统治期间，十分注意发挥传教士的特长，使其为自己和皇家服务。可惜这些科技成果只是为了满足个人或皇家的需要，并没有在生产中应用，更谈不上向民间推广。如南怀仁所造火炮。只是在乎定三藩之乱和对沙俄的战争中使用过，事后便存放在武库之中，并没有认真改进和提高，原因是清统治者害怕造炮技术流传到民间对其统治不利。结果到鸦片战争时所用的大炮，有的还是这时制造的。

康熙帝在放手使用传教士的过程中，对他们的信任日趋加深，从而对待他们的态度也在不断变化。康熙初年规定只许西洋人信教，不许中国人皈依。康熙八年，亲政之始还曾颁布过严禁各省传行天主教的谕旨，22但是到了康熙三十一年正月二十日就发布了“将天主教同于白莲教谋叛字样删去”23的谕旨。到了该年二月初三日，他又下谕旨解除了中国人不许信教的*。这就是所谓的“康熙保教令”。谕旨声称：“各省居住西洋人，并无为乱恶行之处，又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喇嘛、僧、道等寺庙尚容人烧香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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