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这种和谐、融洽和顺利发展的局面，到康熙四十六年就发生了突变。康熙帝从此对天主教的政策从容教变成了禁教，而且这种政策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1840年)时，即外国殖民主义者用武力敲开中国大门，强行向中国派遣大批教士以前。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在西方传教士内部，始终有人不满意利玛窦创立的“合儒”、“补儒”和“超儒”的传教政策。他们认为教民在信仰天主教的同时敬天、祭孔、祀祖就是搞偶像崇拜，与天主教教义相悖，主张要彻底更改。如明末清初时传教士龙华民就坚决反对汤若望等人沿袭利玛窦的做法，后来也不断有人，特别是一些不谙中国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的传教士，写信给罗马教廷告状。顺治十三年(1656年)，教廷经过仔细思考后颁发命令，认可了耶稣会士在华的活动方式，可是随着葡萄牙海外势力的削弱，英、荷势力加强，耶稣会失去了支持者，非葡属派系的传教士要独立行动，他们与耶稣会士矛盾重重，互相指责，于是又掀起了“礼仪之争”的新波澜。禁止教徒敬天、祭孔、祀祖在某种意义上是干涉中国内政，当然是中国统治者所不能允许的；另一方面，当时中国国内局势已基本稳定，不需要传教士帮忙，更不怕他们与之对抗。再有，传教士来华，虽说带来一些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但也不能否认他们是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先导。康熙帝为了防范他们深入内地，在广大人民中散布不利于中央集权制统治的思想，而采取了这种防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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