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人并无违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属不宜。相应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俟命下之日，通行各省可也。”24这里应该指出，康熙帝允许中国人信教是有条件的，即传教士不能干涉中国内政，并且必须按“利玛窦的规矩”传教，也就是允许教徒祭天、尊孔、祀祖。
康熙帝对天主教采取宽容的态度，这是由于传教士愿意为其效忠，积极向其靠拢，并为其效力的结果。如康熙二十六年康熙帝南巡到南京时，传教士毕嘉(Joannes Dominicus Gabiani)远道迎送圣驾，并把从欧洲带来的礼物献给康熙帝，以取得皇上的青睐。他们二人作了长谈，并且一起到天文台观星；当康熙帝到杭州时，传教士殷铎泽(Prosper intocetta)亦远道接驾，“曾蒙温语存问”。25
康熙帝认为：“文明的擅长科学艺术的人才，不仅仅在中国才有。”26这是非常正确的，也是十分开明的。所以他对有才能的传教士如南怀仁、白晋、张诚、洪若翰和徐日升等都很尊重、信任和友好，对他们宠遇有加，十分赞赏。他曾说：“西洋人心最实，皆因学问有根也。”27此时有不少传教士被授以官职，如南怀仁曾任钦天监监正、工部右侍郎。康熙二十七年他病逝后，曾赐其葬银七百五十两，并举行了盛大的殡葬仪式，还赐他“勤敏”的谥号。在明清众多的传教士中他是惟一一个有谥号的人。28康熙帝有时还赐地给传教士，让他们建造天主堂。例如，康熙三十二年白晋、洪若翰等为他治好疟疾后，为了感谢他们的好意，便把坐落在皇城内蚕池口的原苏克萨哈的住宅，赐给他们修建了天主教北堂，成为法国传教士活动的据点，从而创立了“法国北京传教团”。因此，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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