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组织家族、宗族、乡族系列的道理。他说：现聚族而居者多或万余家，少亦数百家，诚能严土断之禁，重谱牒之学，立大宗之法以管摄 天下人心，那么，族必有长，凡劝导风化以及户婚田土竞争之事，族长先听之，事之大者方许告官，国家赋税力役之征亦先下之族长，族则必有田以赡孤寡，有塾以训子弟，有器械以 御盗贼，惟族长之意经营，而官只为之申饬其间。且凡同姓而谱未通者，官为通之；单丁只户不成族者，官使之附于大族；游寓之家其本族不能相通者，官亦使之各附于所寓之地。以 族长率同族，则民不惊；以单户附大族，则民各有所恃。以乡遂（即行政区划）聚民，是聚于人力，以宗族聚民，是聚于天然。“聚于人者，容或有散之日；聚于天者，因无日而散之矣 。”这既是对于基层而言的“自卫之方”，也是对于国家而言的“卫上之道”。（注：张海珊《小安乐窝集》，《聚民论》。）
而家族、宗族、乡族系列中的各组织，也十分清楚“家”与“国”、基层社会组织与上层 政权机构的关系。安徽各宗族组织无不信奉、推崇其乡人朱熹“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的理论，认为“君臣之义通于天地”，告诫“子孙当以仁义立身， 勿趋小利而忘本根”（注：《谯国曹氏族谱》，《家训》；《泾口刘氏宗谱》，《祖训》。）。安徽各乡族组织如宿松县体仁局局绅，将上下关系讲得更为透彻：“天下其大局也，古今其通局也。天子以天下为局，诸侯以一国为局，士大夫以一乡一 邑为局。散之为千万局者，合之则一局也。”（注：光绪《宿松县志》卷四，《地理志》，《局所》。）
于是，各基层社会实体组织与国家政权的联系，均表现为有层次的纵向依赖。家族宗族乡 族 系列中的各组织，无不主动向上寻求官府的管辖和认可——家规族规、乡约、行规等均需呈官批准、钤印勒石方为有效，各种公产等均需报官存案、交纳赋税方为合法；无不千方百计 与国家政权发生联系——或者广建义塾、族塾，令子弟读书入仕，以求封赠，或者通过报效、捐纳，跻身官员之列，以此维系从本质上与大一统国家保持一致的士绅阶层，维系三大系 列基层社会组织纵横依赖、士绅官僚上下流动的双重统治格局。
如嘉庆十二年(1807)，桐城祝氏宗族订立家规，呈县请批。呈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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