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员当爱身忍性，凡有司官衙门不可轻入，即有切己之事，止许家人代告，不许干预他人词讼，亦不许牵连生员作证”；“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 ， 以违制论黜革治罪”；“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等。康熙二十三年(1684)、四十九年(1710)又分别颁发《御制学校论》、《御制训饬士子文》，强调要 “防其放僻邪侈之心”，杜绝其“蜚语流言，挟制官长”、“隐粮包讼，出入公门”、“ 唆拨奸猾，欺孤凌弱”、“招呼朋类，结社邀盟”等“名教不容、乡党不齿”的种种弊端。 乾隆五年(1740)、十四年(1749)再分别颁发《御制正士习论》、《御制正文体论》，企图以孔孟圣贤之学及古人成法规条规范生员士子的行为。
然而按取士标准和传统思想造就出来的士绅阶层，从根本上与上层政权机构保持一致，无 论居庙堂还是处江湖，都在统一思想信仰的指导下发挥作用。在“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低度渗透”下，在其自身由于以上层政权为后盾的*地位社会身份、以垄断主导意识形态儒 家文化法律规范的学识、以财富而获得族人乡人的膺服敬重中，自然而然成为19世纪最终形成的三大系列基层社会组织纵横依赖、士绅官僚上下流动的双重统治格局中基层社会实体组 织的代表、基层统治结构中实际的领导者；成为上层统治结构和基层统治结构相互联系的纽带。
禁止其干预地方事务的条规，是国家上层政权力量尚属强大时期统治者脱离实际的主观愿 望的表达。到19世纪上层政权力量式微、基层社会*力量渐长的情况下，连这样的主观愿望也难以存在了。安徽桐城人、在福建做知县的嘉庆进士姚莹，以其亲身经历总结出为官（ 为县官）之要，中有“延绅士以通上下”之条。他说：
夫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者，众民之所取信也，州县虽曰亲民，而仁信未孚， 愚众岂能尽晓？官之贤否，取于绅士之论……缙绅之强大者，平素指挥其族人皆如奴隶…… 愚民不知畏官，惟畏若辈，莫不听其驱使。苟失驭之，则上下之情不通。官虽惠爱而民不知 ，民或甚冤抑而官不能察。此前人之所以多败也。诚能折节降礼，待以诚信，使众绅士咸知感服，则所至敢于出见。绅士信官，民信绅士，如此则上下通而政令可行矣。（注：《皇朝经世文编》卷二三，《吏政》，姚莹《覆方本府求言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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