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呈文生动体现了基层宗族统治对上层政权统治的依赖关系——欲求家政“整齐”，则须 仰仗上宪“金示”，则须“呈请家规，仰叩王章，俯临弹压”。从上层统治看，可使基层社会 “人心归顺，永为尧舜之民”；从基层统治看，可使“家政肃清”，反过来又对上层政权“ 聊助循良之治”。而桐城县冯知县即有批文：

    祝姓户族人等知悉，尔等务须入孝出悌，崇俭斥华，修读朴耕，安分守业，听从户尊长等 开列规条，共相遵守。如有不遵约束者许该户长据实指名赴县具禀，以凭惩治。各宜凛遵毋违。

    这样的批文，等于正式赋予祝氏家规以法律效力——如不服从家规，便是犯罪，便要受到 官府的惩治。而祝氏宗族组织也就正式成为国家政权和司法的补充，可合法地按家规“以刑威”惩治族中“忤逆不顺者”、“草窃奸宄者”、“桀骜故违者”、“恃喇打降及酗酒无赖 者”了。（注：桐城《祝氏家谱》卷一，《家规》。）

    相同的例子俯拾皆是，举不胜举。最为普遍的是各宗族组织将族田公产、规条呈县立案， 钤印勒石，按章纳赋，以求得国家承认、支持的合法地位，进而求得政权、国法的保护或声援。如歙县巨族棠樾鲍氏遵从其父鲍宜瑗训嘱，置义田1410亩余，归宗祠忠宣祠。分立两户 ，一户户名为“体源”，共700余亩，所入“月给族之四穷”，“废疾、殁者并给之”。另一户户名为“敦本”，共500余亩，“立春粜法”，每年二月粜谷给贫族，以两户每年所 纳田赋数折合成钱数，由买者输纳，“定于望前纳县，使贫者食贱谷，田无逋赋”。鲍氏宗族 族人于嘉庆二年(1797)、十年(1805)先后呈督抚，“为立籍，禁侵削”。“立籍”，便是将 族田、规条呈上宪立案钤印勒石，以求得国家承认、支持的合法地位；“禁侵削”便是求得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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