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均可说明双重统治格局中力量对比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从国家政策的变化中也能得 到反映。18世纪中期以前，清上层政权因袭前代，对于基层社会宗族系列基本采取支持政策，承认并授予族长包括处理族中承嗣权、教化权、经济裁处权、治安查举权等在内的各 项权力“以收约束化导之功”，“以补王政所穷”。其中最重要的是雍正五年(1727)实际给予宗族组织生杀大权的一条“例律”——“倘族人不法，事起一时，合族公愤，不及鸣官处 以家法，以致身死，随即报官者，该地方官审明死者所犯劣迹，确有实据，取据里保甲长公结。若实有应死之罪，将为首者照罪人应死擅杀律，杖一百。若罪不至死，但素行为通族之 所共恶，将为首者照应得之罪减一等，免其以抵。”（注：《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八一一，《刑律》。）18世纪中后期，宗族组织发展且弊病逐渐暴露的情况下，宗族政策逐步趋严。乾隆五年(1740)乾隆帝废除了以家法处死族人减 等免死的法律规定并驳回了地方官“立族正”的奏请。指出，国家设有官吏掌理地方事务，若 将地方权力授以族正，“设地方官何用”，族正“竟与世袭土司何异”，“是明假事权，必 至倚仗声势，武断乡曲，甚而挟嫌误首及顶凶抵命皆所不免。允其流弊必至聚众滋事，更复何事不可为！”（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三五。）然而，随着中央权力趋弱，地方权力趋强，里社保甲系列不断向宗族、 乡族中发展并与之结合，到19世纪，基层社会出现了“团（练）保（甲）”、“族（宗族乡族）团保”的体制。最终于道咸之际，“立族正”又被正式写入了法律条文（注：咸丰《户部则例》卷三，《保甲》。）。而州县一级地方 官方方面面均需依赖基层社会家族、宗族、乡族组织，没有他们的支持，反倒真正是何事均不可为了。

    至于基层社会实体组织家族、宗族、乡族系列的代表——士绅，亦即所谓的族绅、乡绅、 邑绅，18世纪中期以前，国家一直反对其干预地方事务，顺治九年(1652)，颁发各县学卧碑（注：安徽各县方志《学校》项下均载有此碑文。），所勒8项规条中，有4项涉及到禁止干预地方事务的内容：“生员不可干求官长，结交 势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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