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双方均有相当大的势力和能量。徽方士绅完全是有组织的——歙县动员了以封赠内阁中 书吴文＠③为首共百余名绅耆联名上禀；又以行户姚士英姚永生、乡耆鲍日昭分别代表牙行铺户等乡族组织和地方大姓“哓哓呈禀”，“环禀”、“号禀”；继派赴省乡试的岁贡生许 国栋等以及当事人代表行户姚士英等赴两江总督辕署上告，并随时将实地情况和有关公文抄录通报，以使其审时度势，“合词再呈”。浙方绅耆的动作记载虽然不详，然嘉庆八年(180 3)截米，浙方官员并不“儆奸”，“反将过境之米勒起封贮，不给价，不放行”；嘉庆九年 (1804)截米，是浙方淳安知县古某直接出面设卡拦截，对于这种“官方行为”，浙江巡抚已 作了明白的注脚：是“彼间绅衿”的意图。

    4.双方均对上层政权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甚或制约力。整体上看，宗族系列的士绅是基层社 会 的实际统治者，州县地方官是超乎（凌驾于）各组织之上的政权的代表。士绅需要向上依赖地方官——政权，调节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赋予其行为的合法性，以政权的力量干预和保护之 。各地各级地方官对于士绅的上禀、呈文、吁请，则均十分重视，处理迅速，言听计从，予以支持。徽州士绅两次均为徽州府、安徽巡抚、两江总督处同时上禀，全面开花，并不逐级 上禀。各级官员非但不责其越级之咎，反而均即下批文，以致各级批文互有交叠。而浙江地方官也理直气壮——“彼间亦有绅衿公呈”；“彼间绅衿亦复甚多”。他们始则并不“儆 奸”，继则直接出面设卡拦截运徽米船，最后在安徽巡抚、徽州府知府移文商请、两江总督飞咨饬令的情况下，竟敢装聋作哑、指东道西——避开淳安设卡截阻的要害问题，但云长安 并不遏籴，听徽来贩。同时“愈咨愈阻”，禁比前厉，“不拘徽商贩之何方之米，经由伊地一概卡阻。尤复勒令米船减价贱卖”。可见“彼间绅衿”对其影响力、制约力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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