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县官主持开矿的态度积极与否，对本地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有的州县地面矿苗好，而无投资开采的富商，州县官可以不兴此业，也可以积极出面主持召募外州县商人投资开采，督察抽税。乾隆四十年（1781年），遵义知县罗存德、绥阳知县王圣维，各自都在厂地督率办理召募砂丁、炉户等事，鼓励多开槽洞，于是采矿冶炼俱获成效[29]（乾隆四十三年二月二十九日，大学士英廉题）。贵州普安知州张钧，招募炉户陆续开曹十余口，其中四口有矿，设立炼炉30座，每月出铅四至五万斤[29]（乾隆四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贵州巡抚孙永清题）。江西省长宁县双桥堡地方铁砂，县官招商在旺地乡设炉4座，每月熔铁1200斤，纳税银2两4钱，上缴市政司。这些州县官的积极态度，促进了矿冶业发展。

    清代州县官对手工业、矿冶业采取“抑末”政策和消极态度的人也不算少。他们或出于维护封建专制*下的社会治安考虑，或者囿于传统习俗。采矿冶炼，一是开山动土，州县官怕坏了庄稼地、坟墓、风水；二是众人积聚，州县官担心生事滋盗。道光十三年（1833年），江西南康府都昌农民挖洗白土，卖于景德镇制瓷，道府下令禁止：“伊等洗土淘沙，有碍农田，挖山穿岭，伤害坟墓。”[32]（卷一三二）。地方官还派人拆毁棚厂，致使众人失业，合邑民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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