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际华任河南辉县知县同样提倡纺织，在西街设机坊一处，买机床二架，织机30架，每期招13岁女童30人进行教习，同样收到良好效果[24]。安徽婺源县东北地区的民人，只知绩麻而不知棉纺，何县令捐俸买棉花，造器具，选聘女教师，招民间女童于公所教习，20日为一期。学徒出去，一教十，十教百，“始于城，达于乡，不久机抒之声相闻矣”[25]（卷三）。光绪年间，江苏阜宁知县阮本焱提倡植棉纺织，不遗余力，“添购机器，设立纺局，募民自愿来局者，教以纺纱布之法。使小民见有利可图，豁然兴起”[26]（卷七）。设局兴利，以利驱民，发展地区商品经济，这种指导思想，清末的州县官吏更明确，更多的地方官作如此主张。
在西南地区，州县官也在“设局教织”。嘉庆五年（1800年），江西乌程人徐玉章任贵州安平知县，后又任兴义知府、仁怀同知，署大定府，教民种橡（柞）树育殖山蚕，植棉纺纱，设纺局，招男妇训练，并给学者以纺车、棉花，“数月间，习其业者数千人”[27]（卷十八）。黄梦菊（漱庄）在云南任知县时，“设局教织”，一月教成，赏给来局学习的人饭食钱60文，每名妇女奖送织机、纺车、银牌花红，以示鼓励。他设的织局订有《织局章程》十二条，其内容对招收人员条件、学习期限、待遇、教学与管理等都规定得十分详细。其中第七条规定“棉花令妇女取保领出，坐家纺织，送署每斤工钱一百文。棉花一斤耗一两。若少至二两，向保人追赔。纺织粗者，每斤给工钱九十文不等”；第十一条规定：“来局织妇，多系贫苦之人，学成后依然废弃，准令取保，每妇领棉花三斤作本，令纺织成布。每斤纺线给钱一百文，每布一丈给工钱一百文”[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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