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卷一）。浙江、江苏、安徽等省州县，“凡深山穷谷之区，棚民蔓衍种植麻、靛、煽铁、造纸等项，藉资生计”，地方官为了治安与征税前往编保甲[19]（卷十）。雍正年间，清世宗指出：“广东本处，惟知贪射重利，将土地多种龙眼、甘蔗、烟叶、青靛之属，以致民富而米少”[20]（卷首，圣谟）。嘉庆年间，中山县何太佐《榄溪竹枝词》描写当地农事与地方风物道：“黄梅柰李未离梢，四月荔枝红遍郊，估客暴同新富贵，果栏堆满玉荷包”；“锹田种桑满东田，绿蕉红苹杂橙柑。果熟教郎贩运去，桑叶教侬劝饲桑。”清世宗指出广东本处惟知贪射重利，这指的不仅是民人，主要指的还是地方官。黄梅柰李荔枝香蕉红苹橙柑的种植和果实贩运，以及种桑养蚕求发家致富之道，是谁在“教劝”呢？当然是地方官。本文前面提到的那些只重种棉、甘蔗、烟草，堤埂种桑、基塘养鱼而废弃稻谷种植现象产生的原因，在这里便找到了谁在导向的答案。
清代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超过了明朝，江南有不少的州县经济种植占耕地十之七八，城市乡镇近郊农民不种禾稻，籴而炊者并不少见。商品化、专业化、农工结合、农商结合，经营地主办经济种植园时有出现（注：乾隆年间，广东琼州府定安县柯氏兄弟经营槟榔园，从开荒种植到收获，全为雇工劳动。生产的槟榔作商品，获取市场利润。参见《清代刑科题本》，乾隆八年十二月十四日，来保题。）。社会经济中的新变化、新现象，对传统农业予以巨大冲击。这种现实促使一些州县官思想发生变化，从利税出发，自觉不自觉地重视商品经济的发展。不过，也有一部分地方官保守，固持旧态，反对过多种植经济作物，限制商品生产与交换的规模。例如乾隆时，两江总督高晋《请海疆禾棉兼种疏》中载：“臣曾谆饬府厅州县劝谕地方绅士乡农照业食田力之例，剀切出示，使知食重于农，多种稻而少种棉。”由于民间不听从，他还作硬性规定，三年为限，“凡田土一顷以下者，应听其便，若在一顷以上，只许种棉一半，其余一半改种稻田”[21]（卷三十七）。中央的重农抑商政策，地方总督巡抚劝谕限制，有的州县官“奉行未免有名无实”。这部分州县官认为种棉栽桑，饲鱼养蚕，上市赚利，农民富裕，社会安定，这本身就是“重农”；利税易抽，国帑充裕，民不逋逃，这本身就是“善政”。传统的重农政策，在这类州县官的执行中已经变味和走样，农产品渐趋商品化，这是时代的变迁。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