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义和团运动证示，中国废约反帝的主体力量，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这一运动以前所未有的声势反对条约特权和帝国主义侵略，“摇动世界”，“塞列强之胆”[27](P59)，充分显示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它虽然遭到失败，但却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启示。

这场运动是群众性反对不平等条约运动的先导，为以后兴起的“国民外交”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当时就有人感悟到这一点，谓：“我国外交屡失败，以无人民作后盾也。今有义和团作后盾，未始非国家之利。”[15](P844)经此震动，某些官僚还产生了国民外交的思想萌芽，他们甚至提出，“此次条约关系中国大利害，必须博询臣民，舆论佥同，方可施行”。[6](P874)当然，这一主体力量须与科学理论结合起来，才会产生巨大的合力，在废约斗争发挥其真正的作用。

义和团运动之后，孙中山和中国*党人均从中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力。孙中山从义和团运动中受到巨大鼓舞，他在当时就为其精神所感奋，说：义和团尚仅“一隅之民”；“若其举国一心，则又岂义和团之可比哉！”[31](P223)中国*党人更是从中看到了一种伟大的国民革命精神，彭述之认为义和团运动是历史上“一个唯一的反帝国主义之民族群众运动”，认识这一点，就能“得着解放自己的新道路”。[29]蔡和森认为，“义和团是中国国民革命史上悲壮淋漓可歌可泣的遗产”，“是中国国民革命精神头一次充分的表现”。[28]陈独秀认为，义和团“代表全民族的意识与利益”，“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之悲壮的序幕”。[30](P575)正是义和团所体现出民众运动和反帝性质的双重意义，彭述之、陈独秀都认为，义和团运动的“价值决不减於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其重要不减於辛亥革命”。蔡和森甚至认为，“辛亥革命，表面上似乎比义和团运动进步一些”，但实际上，“他的意义转不如义和团之重大”。中国*党成立后，在实践中逐渐将农民作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无疑是从义和团运动中受到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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