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视前约较和平”。[22](P10)此外,清政府在后来的商约谈判中所提一些要求,如“允禁止吗啡鸦任便贩运来华”,[8](P108)亦被写入条约。英美日提出的一些要求,如允许洋人入居内地贸易、洋盐进口、米谷出口、广开口岸等,清政府以“将引起人民的喧嚷”[12](P214)等理由予以拒绝,也为彼等所接受。
帝国主义列强所作的这些姿态,与其对中国主权的严格限制和新攫取的大量特权相比,是无足轻重的。但是,这些无足轻重的“让步”反映出一个事实:即在它们认为“中国方面实无力加以阻止”[23](P105)瓜分的大好时机下,亦不能轻视中华民族的独立意志和反抗精神。它们看到,即使瓜分中国,“然不能羁约华人,终必为华人所抗”。[1](P258)“今若突倡分割,则义和之事,可为前车”。[24]这是它们将新的不平等条约枷锁套在中国身上的时候,不敢分割中国领土,以及有所顾虑的根本原因;也是沙俄割占中国东北的图谋破产,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再次得到列强认可的重要因素。赫德即鉴于义和团运动的教训,提出改善“条约关系”,“以赢取朋友,及为将来的友好关系播下种子”。[25](P438-440)
上述说明,义和团运动对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影响是双重的,既为西方列强完备这一体系提供了借口和机会,又是制约不平等条约进一步恶性发展的基本因素。
三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反帝爱国运动中,义和团对不平等条约采取了极为激烈反对的态度。在《刘伯温碑文》的各种版本中,他们表示:“最恨和约,误国残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最恨和约,一误至今,割地赔款,害国殃民。”,“最恨和约一误,致皆党鬼殃民”;“最恨和约一误,致皆党鬼殃民;上行下效兮,奸究(宄)道生”;等等。[26](P80-83)此“最”字表达了他们对不平等条约深恶痛绝的情感,为此他们采取了“灭洋”的方针来根本清除不平等条约祸害。尽管义和团运动最终失败,也尽管存在着种种落后性,但它在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斗争历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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