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 70年代就提出传教士不得干预官司、庇护教民等主张，但各国以条约所无，予以拒绝。此次议和过程中，张之洞等不少内外大臣主张乘此机会“酌定教士教堂限制”。[6](P854)1903年中美订立商约；这一设想得以载入条约。该约第14款重申了有关传教特权，并规定不准向教民“抽取”酬神赛会等费用，使早已实行的这一特权成为一项条约权利。但重要的是，该款削弱了传教士和教民的特权地位，明确规定：“教士应不得干预中国官员治理华民之权”，“入教与未入教之华民均系中国子民，自应一律遵守中国律例，敬重官长”；入教者，“如有犯法，不得因身已入教，遂免追究，凡华民应纳各项例定捐税，入教者亦不得免纳”。此外，以前所订约章允许教会在内地“置买”房地产，此约则变改为“租赁及永租”；并明确规定“作为教会公产，以备传教之用”。另外，在1902年的中英通商续约中，英国允愿派员与中国“会同查议，尽力筹策”教事，“以期民教永远相安”。[8](P187、188、109)翌年，英驻华公使萨道义明确承诺，并通令各领事：“教士非英政府派驻中国之经理员，照中英天津条约第八款，原不欲准教士干预中国教民讼事也。”[19](P256)上述这些，第一次按照中国的意愿，在条约中对以往漫无边际的传教特权作了一定的限制，“部分地实现了”限教的目标。[20](P313)
与此密切相关，在新订条约中，列强首次许诺在适当时候放弃领事裁判权。伍廷芳以传教士“气焰倍张”，是由于彼“不受制于我”，曾于1898年2月上奏提出修订法律，收回领事裁判权的主张。认为“此律一定”，内治有权，“则教民教士知所警，而不敢妄为”。[21](P50)清政府采纳了这一建议，在1902年中英商订商约时，提出了这一要求，被英国所接受，写入条约。“一俟查悉中国律例情形及其审断办法及一切相关事宜皆臻妥善，英国即允弃其治外法权”[8](P109)其后美、日在所订商约中，作了同样的允诺。这种允诺虽然难以兑现，但毕竟为列强承诺放弃条约特权开了先河，有利于中国人民日后的废约斗争。它透露出一个信息，即不平等条约达到顶点之后，将逐渐走向衰退。这正是经过义和团运动之后，在不平等条约史上出现的一线转机，张之洞当时即兴奋地将此视为“立自强之根，壮中华之气”[7](P20-21)的重大收获。
即在《辛丑条约》订立过程中，列强亦有稍许松动。先是它们在《议和大纲》中提出的条件更为苛刻，而且“词意决绝”。经“婉商砌磨”，某些条款亦有所“转圆”“更议”，如“罪者听我自办，赔款要核实，*暂禁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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