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丑条约》第11款规定修改通商条约[3](P1007)，借以“对各悬而未决的那些有关商务利益的重要问题获得解决”。[13](P396-397)1902年到1903年，英、美、日分别与中国订立通商行船续约，又攫取了新的条约特权，实现了这一目的。如加税免厘、内*轮、保护商标、版权和专利、增开口岸，并要求中国改革币制，划一度量衡，改订矿务章程，承认华民购买他国公司股票为合法等等。这些新增特权使列强在通商航运和经营企业等等方面，获得更为完善的条件。其中加税裁厘因未得到所有国家的认可，未予施行。
总之，经过义和团运动，列强“集不平等条约之大成”[14](P34)，使束缚中国的条约制度体系臻于完备。尤其是《辛丑条约》又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传统国际法中反动的理论和原则，“据情理以争，而彼不论情理，据公法以争，而彼亦不论公法”。[6](P1102)其“条款之酷，赔偿之巨，为亘古所未有”。[15](P693)通过新的条约，如马士所说，中国“仅仅保存下一个主权国的寥寥几个属性”。[16](P472)中国由此完全形成了半殖民地社会，进入了“被制服的时期”。
二
另一方面，由于义和团运动表现出强烈的反抗精神，列强又不得不吸取教训，有所顾忌，对某些条约特权采取谨慎的态度，新订不平等条约又体现出这一变化。如孙中山所说，“庚子、辛丑以后，中国人的脾气，被帝国主义者认识清楚了些。知道一味的强硬手段，还不济事；必须用些柔和方法，才能将爱和平讲礼貌的中国人压伏得住。”[17](P533)在议和过程中，美国即有人认为“切勿加中国以不公平，致产生新的仇视，播下甚至更加可怕的民众起事的种籽”。[18](P556)
有关传教的条款就显示出这种变化。经过此次巨变，西方列强已多少看到传教特权与其因果关系，主张收敛以往那种猖狂的举动。英国首相即说：“劝诸君以后传教，不必过于踊跃，总以谨慎为主。”日本报刊亦言，要保日后和平，“各国更当认真节制其在华之教土”。[1](P213、260)清政府曾在 19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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