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通过勒索巨额赔款，大大扩展海关的职能，空前加强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和财政控制。每一次对华战争，列强们都要从中国大捞一票，这次更是变本加厉，赔款本息总额达到九亿八千多万两的天文数字。巨额赔款不仅使中国的经济陷入了崩溃状态，而且为了从中国搜括到这笔巨款，列强通过《辛丑条约》和相关条约，将中国的可靠财源均作为担保，彻底改变了外人所控制的海关的性质，完全把它变成了一个代表外国列强利益，控制中国财政，并凌驾于中国政府之上的机关。

海关地位的变化，反映了列强控制中国财政的程度。《北京条约》规定赔款从关税中偿还，“利用海关机构作为偿债机关”，“创树了最初的一个先例”。[9](P144)但它还是“中国政府的臣仆，而且特别是总理衙门的一个属僚”[10](P425)，随后通过《烟台条约》和两次英德借款，海关又扩大了管辖范围。海关变为代表各国列强利益，控制中国财政的机关的这一趋势，到《辛丑条约》便完全确定。“各国均谓，抵款必须有洋人经手，方能放心，故盐课厘常税，皆请归税务司稽查。”[11](P46)该约附件规定，偿付赔款，“仍由税务司经理”。同时将海关，所有常关，以及盐政各进项等均作为赔款担保，并将“在各通商口岸之常关，均归新关管理”。[3](1013、1006)进而在 1902年的马凯条约中，又规定海关选人，“由督抚派充每省监察常关、销场税、盐务、土药征收事宜”。[8](P107)通过这些条约，海关又取得了国内税，尤其是它早已觊觎的常关的征收、管理、和监察之权。由此，中国的主要财源便落在海关手中，并基本上用于对外赔款。如果说，到19世纪末，海关的存在，“主要是作为外国债权人的收款代理人”，那么它现在已完全具备了这一性质。也正惟此，马士认为，“它通过‘辛丑条约’和1902与1903年诸商约的规定，变成了它的主人的主人；现在要扩大它的重要性的是外国关系方面，而不再是中国人”。[10](P432)显然，天文数字的赔款和海关权限的扩大及性质的完全改变，使得列强完全控制了中国的财政，显示出“列强共同监督中国的倾向”[5](P579)，这是不平等条约获得重要发展的又一个显著特征。当时就有中国官员批评“把过多的权力给了海关”。[12](P145)

此外，列强们又乘此机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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