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从组织上约束义和团。于是，进入北京的许多义和团，在清政府表面赞助“灭洋”的大前提下，接受这种变相招抚。“凡初到者，均先至庄亲王府挂号、报到，何时战防，听候转牌调遣，”（仲芳氏：《庚子记事》。）从而改变了行动上完全独立自主的原则。尤其北京“近畿四乡人民皆练义和团，日至王府挂号，络绎不绝。”（杨典诰：《庚子大事记》。）这些“已挂号者，名‘官团’，则书‘奉旨义和神团’字样。”（洪寿山：《时事志略》。）在天津，直隶总督裕禄也对义和团“从权招抚，以为急则治标之计”。这种报名、造册，清朝统治者可以“借便稽核”的义和团，约占十之四五。（《义和团档案史料》，页16；13—14；15—16；95；45；83；158、279；193；656；402；337；585。）某些清朝官吏则乘此时机“将设坛各村坛主某辛，香头某癸，大师兄某甲，学士某丁，均造册存于署内”。（高绍陈：《永清庚辛纪略》。）庄王府中所“藏拳匪名册”最多。把本组织的名单送交清朝各级政府，听候封建官府旨意，服从封建官吏调遣，实际上成了官办或官督民办的团练。
义和团运动高潮中，不少地主、士绅、地保、庄头组织义和团，自为首领。蓟州“城内绅首团练义和拳五百余名。”（《义和团档案史料》，页16；13—14；15—16；95；45；83；158、279；193；656；402；337；585。）遵化州境拳民在城内设一总团，翰林院庶吉士杨锡霖主持其事，“妄充团总。”（《义和团档案史料》，页16；13—14；15—16；95；45；83；158、279；193；656；402；337；585。）这些义和团，实质上是民团的变种，成为“官团”的组成部分。同时，清政府谕令地方官员招集义民成团以后，北方数省纷纷寻觅精习拳教之人，招募拳民，组成义和团练，以御外侮。吉林省城曾“分设五坛，集团民三百余人，日日操练，于避刀刃诸法已有成效。”（《义和团档案史料》，页16；13—14；15—16；95；45；83；158、279；193；656；402；337；585。）这一部分，是最典型的官办义和团练，也应属于“官团”。
在义和团内，各支的组织名称与所揭旗号很不统一，什么“义和民团”、“义和团练”、“奉旨团练”、“奉旨义民”、“奉旨义和神团”、“奉旨义和团练”、“钦命长胜义和神团”、“保甲义和团练”、“义和拳团练”，等等。五花八门，无奇不有。这些名称与旗号，不能不体现其组织的性质。《京郊顺天府宛邑齐家司马兰村义和团晓谕》声称：如有“愚庶无赖之徒，仗势横行，依强凌弱，报与村首团长，以公为公，按法办理。”它的倾向性也一目了然。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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