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那拉氏为首的后党，极端仇视变法维新，悍然发动政变，取消各项新政，惟独对保甲团练大感兴趣。那拉氏认为，“积谷保甲团练各事，似属故常，若能实力奉行，有利无弊。积谷则歉岁足以救荒；保甲则常年足以弭盗；乡团则更番训练，久之民尽知兵，自足为缓急之恃”。（《德宗实录》，卷430，页8；卷428，页11。《光绪朝东华录》，总4246页；总4244页。）并从直隶、奉天、山东三省开始，晓谕绅民，认真兴办，其主旨则在于“绥靖地方”，“保卫乡里，捍御贼寇，”（《德宗实录》，卷430，页8；卷428，页11。《光绪朝东华录》，总4246页；总4244页。）加强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

　　在强烈的呼声和频繁的谕令之下，各省督抚先后委派人员，分赴各属，会同牧令，劝谕绅民，晓以利害，逐渐推行。山东巡抚张汝梅在办团过程中特别强调：一、“戢暴安民”，“协获赃盗”，“剿扑匪徒”，使“乡闾捍卫有资，外匪无由伺隙”，加强封建统治秩序。（《戊戌变法档案史料》，页372—373；）二、“借以调和民教”。由于外国教士“偏袒教民，遇事生衅”，已经“积怨日重，构祸日深”，“教民骄横，借事欺压良善”，“亟宜设法维持”。（《义和团档案史料》，页16；13—14；15—16；95；45；83；158、279；193；656；402；337；585。）三、“异日国家有事，可一呼而集民兵数十万，若使各省一律推行，洵足壮声威而寒敌胆，是无养兵之需而有足兵之效。”（《戊戌变法档案史料》，页372—373；）由此可见，十九世纪末举办的民团，一般来说，具有“靖内”与“御外”的双重性质。至于改良派、帝党或后党人物，他们在帝国主义侵略者面前的态度是否一成不变，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民团的性质决定着它的行动。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广大人民纷纷掀起反抗外国侵略的影响下，民团的动向颇不一致，比较明显的出现了两种倾向：

　　一是“靖外”。主要表现是“自为团练，借以捍卫身家”，“抵制教民欺侮”，抗拒外国侵略，进而设坛练拳，改称为义和团。某些地方官员又命令“绅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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