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以“坛”（或“炉”、“厂”）为基层单位，每二十五人以上为一“坛”，形成自己独特的组织形式。拳民入坛，要履行一定手续，固定在一个坛内从事各种活动。领导机关称“坛口”，供奉祖师神位，保持本身独立自主。整个组织按八卦编制，另立一个“中”字门，共九大门。乾字门尚黄，坎字门尚红，这两门势力最大。离字门红巾、红带，间有黄带、蓝带者。兑字门色尚黑，间或带白帽，打白色旗。巽字门亦尚黑，震字门所见不多，坤字门“从者盖鲜”。拳民胸系八卦兜肚，信仰多神，以宗教为联系纽带，把分散的农民联结在一起，成为封建统治下的一个异端组织。

　　第四、以“均粮”为经济斗争纲领。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剥削下，广大劳动人民破产失业，许多游勇、流氓无产者流浪江湖，生活无着，糊口无资，便通过“均粮”用以打击封建势力，解决自身的生活问题。其实，早在同治年间，直隶南部数府，“每遇歉岁，其不逞之徒，往往遇过境粮车及村有富室，辄率饥民公行强借，名曰‘均粮’。”（《曾国藩未刊信稿》，页275。）十九世纪末，“以借粮为名，肆行劫掠，”（《义和团档案史料》，页16；13—14；15—16；95；45；83；158、279；193；656；402；337；585。）成为山东、直隶农民进行经济斗争的重要内容。义和拳的“均粮”，不过是把农民的反封建传统持续下来。

　　上述事实说明，长期以来，义和拳一直是个典型的农民秘密结社。

　　但是，由于十九世纪末叶以来，中国面临着被瓜分的严重局势，中外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国内各阶级（叛国分子除外）之间的矛盾暂时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义和拳等农民结社的主要斗争锋芒逐渐指向外国侵略者，从而在组织上也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主要表现是：它们之中的大部分，先后改称或加入义和团。这一点，从义和拳与义和团的共同特征中可以得到充分证明。同时，也还有一部分，仍以原来的组织名称从事反帝反封建活动，清朝官府也依旧称其为“拳匪”、“刀匪”、“杆匪”，并实行严厉镇压。这一点，以山东为最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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